这一节中提到的几个古代地名，大致可以考证出来，但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确，则不能确定。

考据家们的说法，“诸冯”是山东的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以为就是《春秋》中所写的“城冯”这个地方，那里有冯山、冯村这类地名，所以近似这里文中的“诸冯”。至于“负夏”一地，夏字读“古”字的音，也叫做“负暇”，曾有“曾子吊于负夏”一语，被指作是春秋时的鲁国地方。在汉代时设置了瑕丘县，故城在山东省滋阳县之西。《史记·五帝纪》中说“舜就时于负夏”，注为卫地。先后所属的卫、鲁虽为两国，但在一个地方。舜“卒于鸣条”，据《书序》说：“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考据家说，现在山西省安邑县北有鸣条岗，就是舜当时的鸣条，也叫高侯原。而“岐周”与“毕郢”，都在现今的陕西省境内。

中国地域广阔，依现代的地理观念，五族一家，都是中国的土地，都是中国人。但在春秋上古时代的地理观念，东、南、西、北各方，界限分得很严格，这也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大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一问题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或将更存在于未来。虽然说民族文化统一，国家统一，但是千年来发生的变乱，以及人事上的纠纷，都在这个“地域观念”的范围之中，没有自觉，没有解脱。

如果游历了更多的地方，生活经验丰富，阅历深了，尤其在政治社会中生活久了，就可以发现，在某一地区，就会因“地域观念”遭遇到歧视。

例如当年抗战期间，各省的人避乱而进入四川，在当地的四川人就歧视他省人。因为在地势上四川在长江上游，于是四川人对于不论来自何处的他省人，一律称为“脚底下人”。在广东，也称他省人为“外江佬”；在台湾也有外省人、本省人之分。对于一九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人，统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或“阿山”。在大陆的江苏、浙江一带，也称他省人为“外路人”。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称北方人为“侉子”；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叫南方人为“蛮子”。

许多地方的人也被他省人给个绰号，如称四川人为“耗子”，称湖南人为“骡子”，称江西人为“老表”。其中虽然有的也并非轻视的谑称，如“侉”的本意为华的借声，华字也写成荂字。河北、淮南一带的人，也对山东人称“侉子”，本有“华夏人”的意思，到后世则泛称北方人为“侉子”，就成了歧视的谑称。江西人对陌生人称“老表”、“表嫂”，正如北方人之互称“老乡”，原为对人的亲切恭敬之称；他省人称之就成为含有歧视、轻视的意思了。类此歧视，各地都有，乃至一地之内，东乡看不起西乡，南村瞧不起北村。就台湾人而言，也有“草地人”、“后港人”、“内山人”之称，对于南部人或居在山区的人，好像都不足挂齿。

但我们在国家民族遇到外力入侵的时候，却都能够一致御侮，非常团结，看起来似乎这种地域观念无关宏旨，不大要紧。可是，在内部求治、求建设时，就常常由于这种“地域观念”而闹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与进步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历史。

现代研究政治、历史的人，似乎还没有正视这一问题，而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只是没有很显著的题目来具体地专门讨论而已。

其实，西洋欧美各国也都存在这种地域歧视，研究西洋欧美文化，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好像看起来是个小事，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对于自己祖先，是犹太人、日耳曼人或撒克逊人，在提到那个“根”时，对于同根与非同根的人也有观念上的差别。

所以，这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种“地域观念”，站在宗法社会的立场来看，是一种非常好的观念；可是站在民族国家团结的立场而言，则是一种很大的弊病。平常表现在语言、生活上，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是小事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则非常之大。

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孟子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可能在当时也因地域观念发生了问题事件，而且是大事件。

关于地域问题，中国以前有两部大书，一部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本是顾亭林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读者通称之为二顾全书。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介绍了各地方的人和民族性及一般通性。假使国家有事，要训练某地的人作战时，应该如何训练、领导及指挥，一切都需要了解。在唐宋的时候，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所以将、相各有不同的产地。南方出思想家，如庄子、老子等，北方出教主，如孔子。

地区不同，气候、水土就不同，产品及人物更不同。“橘逾淮而枳”，淮河这边的橘子，到对岸种下去就变成了枳；北方的瓜到南方种，就变小一点；哈密瓜如今在台湾也已种植，但是吃起来，和地道的哈密瓜就相差很远。所以地方性不能说没有关系。

如果以地方性的观点来看历史，中国几千年来直到现在，由于宗法社会负面的流弊，以致地方派系的问题仍旧存在。我国近代文化，武的方面，军人思想没有脱离《三国演义》的范围——纵横天下，割据城池；文人则没有脱离《儒林外史》中的现象范围；社会形态没有脱离《水浒传》的范围；一般人的思想没有脱离《西游记》的范围；地方性没有脱离“他是哪里人”的范围。很可悲！这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的大问题。

曾经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反正是中国人。孔子说：“丘乃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必问籍贯了。

地域观念是个很讨厌的问题，到了满族入关，这个问题更严重，虽然历史上说是种族问题，我倒觉得是个“头发问题”。满族入关之初，大家投降，对于异族的统治都很驯服，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到了规定汉人要剃头发的时候，出了问题，“尽忠保发”的人非常多。在前几年所谓的青少年问题中，大家也热烈讨论青少年留长发的问题，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头发的长短，与他们的学问道德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同是一头毛发，满族入关时，许多人宁可死，不剃头发，不梳发辫。可是蓷勫清朝以后，汉人收回了天下，要剪去发辫时，又有许多在清朝曾经有过功名的人宁可留着发辫，做清帝国的遗民、忠臣。这多奇怪！至于现在，头发剪短了又说不好看，留长了又认为讨厌。

像这些往事，都是大事不争，却为几根头发争得如此厉害，结果小问题影响大问题，这不是很奇怪么？满族入关剪头发，遭到大家的激烈抗拒；雍正所著的《大义觉迷录》问世，书中也引用了《孟子》这里的一段，说明都是中国人，不必分种族。《大义觉迷录》这本书，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当时为了这个头发问题也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们现在讲了这许多说明，都是为了推论孟子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虽然事隔几千年，但人类的思想很幼稚，几千年前谈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孟子说，舜是西夷之人。夷，不是外国，所谓夷、戎、蛮、狄，按当时的分法，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南方为蛮，北方为狄。这种分法，是以文化水平做标准，认为四方的边疆为落后的民族，是未受中原文化教化熏育的人。孔孟思想是不谈种族思想的，而是文化水平的观念，超越了宗法思想的地域观念。所以当时指的东夷，是指中国东方边区的人，并非是像后来称日本为东夷的种族观念。

孟子说，舜是东方边区的人，文王是西方边区的人。现在我们看山东到陕西，这个东方与西方，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下可朝发夕至，几个小时就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古代，这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走路要数月之久才能到达；即使骑马，也有个把月的路程，非常困难。舜和文王二人虽来自不同地区，相隔一千多年，但都是治理国家的大圣人。而他们的“得志”，不是做了官，当了皇帝，而是能实行他们救世济人的大志，并没有受到地理区域观念的限制。

他们二人所处的空间、时间既远且久，但是他们治理中国“若合符节”，都达到最光荣、最标准、最道德、最全面的理想。一如兵符、使节的相合，丝毫不差。可见中国的历史是以文化为中心的，不管先生、后生，政治、文化的大道理只是一个。

孟子为什么说上面这些话呢？如果将战国时代七国分疆的战争加以分析，许多仍然是基于地域观念上的纷争。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成语：“楚才晋用”，直接的意思是南方楚国的人才给北方晋国去用了。后来，一个人为别的国家做大事业，都用“楚才晋用”来形容。深一层看，就是地域观念，为自己的人才惋惜，而有吃醋的味道了。而楚也者、晋也者，都是尊周天子的中国人，所以孟子说这一段话，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由于地域观念而起了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