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经常与“大人”会面，这里所谓的“大人”，指地位高，年龄高，有权、有势的人。像二十世纪中，香港的老百姓，对警察也叫大人，因为英国人虽统治香港九十九年，但其所用的法律，多半是沿用清朝的“大清律例”。在清朝官场上，对官吏惯称大人，所以香港人旧习惯对官吏仍称大人。又如香港有一座公园，以英国一个统帅的名字命名，而香港的老百姓则叫这座公园为“兵头公园”。所谓“兵头”，在我国宋朝时，是以“兵头”来称元帅的。

孟子所见到的齐宣王、梁惠王这些诸侯，他们生下来就是当王的，这种人从小接受当诸侯王的教育，在言谈举止之间，仪态就与别人不同。曾经见到清廷宗室贵族，以及大臣的遗老们，虽然帝制业已蓷勫，而他们的家里，还有许多男女佣人，仍会摆出那种颐指气使的威风。官太太小姐们，放在面前的东西，自己不伸手去取，叫丫鬟从老远跑来，再双手拿来交给她，那种味道，现代的青年是看不到了。当时有新思想的青年，看到这些情形，非常反感，觉得太腐败，非革命不可。可是不待革命，由于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战争苦难把他们都淘汰了。因为这些人离家逃难，出了大门，连米长在哪一棵“树”上都不知道，在逃难的路上，不待敌人打来，三五日的风霜，就倒路不起了。这一类也是所谓的“大人”。

孟子吩咐学生们说：你们见了“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不要被他言谈举止的态势吓住了。现在民主时代，已经看不见大人们的那种威风了。在帝制专政时代，只要看到地位稍稍高一点的人，乃至于只是一个县长，老百姓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孟子说要“藐之”，“藐”不一定是小的意思，现在“藐视”一词，是从《孟子》这里来的，就是看得平凡一点，不是完全轻视。不要怕他“巍巍然”，高高在上的样子，因为在古代，地位越高，座位也越高。以前皇帝上朝的时候，满朝文武百官跪了一大堆，但是皇帝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楚，能够靠近一点的，最多见到一个模糊的影像而已。

老实说，这种“巍巍然”的样子，也未必是故意装出来的。在古代那种制度下，人在高位上坐久了，自然会有那种样子，所谓习惯成自然。像当老师教书久了的人，对人说起话来，一开口就是“懂不懂”或“你懂吗”这种话，在别人听来，多难接受！又如带过兵，习惯指挥别人的人，连对自己的太太，也像是带兵那样指挥。尤其那些部队阅兵惯了的人，一走下车来，就是沈步、抬头、收下颚、挺胸，头部移动；从左到右横扫一眼，又从右到左回扫一眼，就是那种意气飞扬的样子。有一个生意人，受了军阀中一个排长的欺负，一怒之下，不做生意，募来一些子弟兵，当了连长。有一次一个排长不听话，他要撤这个排长的职，把特务长（民国时代管军饷财务的职位名称）叫来，下命令说：“马上结清排长的账。”这都是习惯成自然，要改变过来，很不容易。所以孟子前面说的“动容周旋中礼”非常难。处于什么位置，就应该表现什么态度，说什么话。作客的时候就是客，当主人的时候就是主人，假使请一位长官到家里来吃饭，和请一般朋友又不同，所以事情要从两面来看。

所以见到“大人”，不要被他那“巍巍然”唬住了，连话也说不出来，心理上就已经不平衡了。孟子教学生，不要把大人看得那么高，他也是人，自己也是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心理上，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

然后，他教学生一段话，说得慷慨激昂：

“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在农业社会里，古代有的房屋，高到十丈，梁柱都有几尺宽。像这样规模宏大的房屋，孟子说，就算自己得志，也绝对不住。住一个平常的茅屋就可以了，有了地位有了钱，不要先从居住上去贪享受。

“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例如清朝的大八仙桌，坐八个人的方桌，差不多就有一丈方圆，而每餐的菜肴，多达数十样，侍候在旁边的有好几十人，乃至上百人不等，添酒的添酒，端菜的端菜，盛饭的盛饭，各有不同的专职。这种奢侈的做法，孟子也不主张，得了志，绝对不摆这样的排场。

“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就是吃喝玩乐。“驱骋田猎”，在现代来说，我国已经禁猎了，相当于去郊外打高尔夫球，后面还跟了一大批随从人员。这样的排场，孟子也不主张。

这些都反映了战国时代，那些在高位的所谓大人的奢侈。可是没有饭吃的穷人，还多的是。

孟子告诉学生们：“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不要看到这些大人们，住高大的房子，排场大，吃得好，穿得好，玩乐得好，自己就动心了，老实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虚荣作风并不值一顾。“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平凡庄重的生活习惯，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间的人事，都懂了；我们有自己的人格，诠古传今，有自己的精神文明。“我何畏彼哉”，我们没什么自卑或畏惧的。人们往往喜欢将物质、财富以及地位、声望等等拿来炫耀于人，这其实是低俗的心理。

孟子讲这一段话，很有豪气，孔子就不会这样讲。所谓炉火，孟子烧得满大，而孔子则已经纯青了。孟子这种话，有点像子路的口吻，所以还要进一步修养。看到富贵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富贵的观念，看成和自己一样，人我的心，不要分别，能达到这样的修养，就更美了。当然，后来孟子还会“充实之谓美”的。

下面孟子为这一段作结论，提到了修养的工夫。对于孟子谈到的修养工夫，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他讲得非常实际，而孔子所讲的，属于形而上学，更高却更平淡。

孟子说：“养心”就是修行，先要做到“寡欲”。“寡”就是少，一切的欲望要少，少到极限。儒家和道家的修养，只讲到“寡欲”，只有佛家做得到完全断欲。不过要注意的是，佛家的小乘才做绝欲的工夫；大乘不是绝欲，是化欲，到了化境，无所谓寡与不寡，绝与不绝。所以儒家与道家，在几千年来的争论中，都是争论这些话题。

佛家一开始，就是无妄想、除妄念，绝对无欲。儒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摒弃了这个工夫。本来也是如此，一般学佛的，照这个话是做不到的。儒家、道家比较高明，先从“寡欲”做起，慢慢减少欲望。实际上佛家也有这个法门。一切的习气，先到“薄地”，妄念、欲望的力量，本来很强，慢慢使它薄弱，由“薄地”再转入“软地”，变成柔软，没有力量。例如修道的人，要除瞋念，自己想克制不发脾气，可是做不到，必须要化欲才慢慢减少，变得薄了，再逐渐变得柔软，就可以克制了。到这个阶段，才是“寡欲”，所以养心之道“莫善于寡欲”。绝对无欲的理论那么高，做不到的，反而变成罪过，变成口过，吹牛大王，犯了妄语戒，修行人是不能打妄语的。

孟子说，能够妄念减少，慢慢少想一点空事，把空想、幻想的范围缩小，只想几点切实要紧的事。照这样训练自己，修养自己，幻想妄念，自然越来越薄弱了，就会达到禅宗祖师所说“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的境界。这不是说要故意把念头压下去，是自然没有事情可想了。人家说肉好吃，自己根本不想吃了；人家想穿好的，自己不想了，只要不受冻，能蔽体就行了。这是真的空，看开了，所谓“看破红尘”就是这个样子，真到了心平如水，则妙不可言。

相反的是，有人欲望多，学佛一开始心里就想：“自己要赶快修行，修成了佛，好去度众生。”这种欲望就太大太大了，说得好听，叫做愿力，那是对修成功的人而言，对于没有修成功的人而言，这种想法就是欲望。正像同样是人，岁数小的叫小孩，壮年叫大人，老了叫老头一样。

我们再看秦始皇、汉武帝这两个人，当皇帝的那种声威之显赫，所谓“大汉之声威”，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来，的确是不错；可是当他们年纪大了，快死之前，都想求长生不老，希望永远活下去，要想做神仙，这个欲望多么大啊。

只有汉武帝的一个大臣汲黯，这个活宝，憨头憨脑地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示仁义，神仙其可得乎？”汉武帝听了对他也没有办法。不但汉武帝有这个错误，老实说许多学道的人，都有这个情形，这样是修不好的，所以要先“寡欲”。

这个结论，同时也是“尧舜性者也”的诠释，因为上古的人，天性寡欲，对于外物的追求很少，自然是天生的圣人之道。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 孟子曰：“脍炙哉！” 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 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羊枣”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尔雅·释木》篇中。后人的注释，有的说它实小而圆，紫黑色，俗名羊矢枣；又有人说紫黑色的羊矢枣，本来是柿类，冒用了枣的名称，但也说，“羊枣”实小而圆。另外更有人说，“羊枣”并不是植物，只是羊的一种内脏，因为从《孟子》本文上看，并不是果物，而是菜肴。所以古人的批注，仍成问题。“羊枣”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有待考据，但对这里的文义，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曾皙是曾子的父亲，平日喜欢吃“羊枣”，曾子在他父亲死后，不再吃“羊枣”这样东西。这是一个历史的故事。有一次公孙丑问孟子：“脍炙”——那些烤的、涮的嫩肉和“羊枣”比起来，哪一样好吃？孟子说：当然是烧烤嫩肉好吃呀！

公孙丑于是问：那曾子为什么专门吃那些好吃的菜，而不吃“羊枣”？公孙丑这样问，是话里带刺，意思是说，曾皙吃“羊枣”，不会不吃“脍炙”；大家说曾子不吃“羊枣”是因为孝道，可是为什么是不吃“羊枣”而不是不吃“脍炙”呢？大家这种说法，也许有问题吧？但公孙丑到底是圣人的学生，受了道德的熏陶，这种话没有说出口来，只问孟子，曾子为何吃“脍炙”而不吃“羊枣”，只这么轻轻点一下而已。

孟子就告诉公孙丑，因为“羊枣”是很难做的，只有曾皙欢喜吃，别的人未必喜欢吃，所以曾子看见“羊枣”，就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也不吃。至于烧烤这些菜，因为好吃，很平常，大家都吃，并没有什么稀奇，不能代表他父亲独有的嗜好。所以孟子才引申出来，说明古代“讳”这一礼制的道理。这个制度，《礼记》中的《曲礼》上篇有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引叙，孟子这里是讲的一个原则。

唐代的韩愈，曾经为这个礼制，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讳辩》。因为李贺听韩愈的劝告，去参加考试中了进士，很有名望。有一个和李贺争名的人，就指摘李贺，认为李贺的父亲名为晋肃，晋、进二字是同音同义，所以李贺当进士是犯讳，不应该的；而且韩愈也不应该劝李贺去参加进士的考试。于是韩愈说，假如一个人的父亲名字叫“仁”，那他的儿子就不要做人了吗？他还举了许多事例和理由，来为“讳”的正当道理作辩解。

“讳”就是忌讳、避讳，在古代看得很严重。例如唐明皇的谥号为玄宗，为了避讳，凡是写到或说到“玄”字的时候，就改用“元”。在唐明皇以后的书上，许多地方的“元”字就是“玄”字，这是避皇帝之讳。在家庭中，子避父讳，例如父亲的名字有一个“怀”字，他的孩子就绝不说“怀”字，只好说想念、惦念、挂念了。这种礼制流传到民国初年，还有人遵守，现在已经没有了。像现代的“中山路”、“中正路”这类路名，在古代是绝对不可以的，一定要避讳，因为犯了孙中山和蒋中正的名讳。

孟子这里说明古代的一个原则，避名不避姓。例如姓张的，开一个店，不禁用“开张”两字，因为“姓”是大家共同有的，不必避讳；“名”是某一人单独所有的，所以要避讳。

古代避讳的意义，对国君是表示忠，对父母是表示孝，是一种恭敬之心的表示。所以曾子对于父亲所喜欢吃的菜，不想吃，因为他是大孝子，有深感情、大孝敬心，这是人性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