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孟子又引用了《诗经·豳风》中周公所著《鸱鸮》的诗句——“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音杜，桑树之根）”，以及孔子对这诗的评论——“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以阐明孟子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等政治思想和主张是继承周公、孔子之学，是有所根据的，强调他自己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

周公作这首诗，是借小鸟营巢护居的情形，来说明治国的道理。有一种很会营巢的小鸟，在风雨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去把柔韧而带有湿土的桑根皮衔来，缠结补葺巢上通气和出人的孔道，以防风雨来袭时把窠巢弄坏。经过这鸟巢下的人们，看到这种努力工作的精神和态度，就不会轻视而任意捉弄这些鸟。我们现在常用“未雨绸缪”的成语劝人凡事要事先做好准备，就是从这首诗来的。所以孔子读了这首诗以后，就评f论说:作这首诗的人，真是深懂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如果用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谁还敢再对你有侵略的企图呢？

换言之，孟子在无形中说，这个治国之道就是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明其政刑。那么其他大国也要有所顾忌，就如经过鸟巢下的人，不敢看不起这只小鸟一样。

接着孟子的笔锋一转，针对当时的齐国现状发表言论:现在你们齐国也可以说是国泰民安的闲暇之时，可是在这样正可大有作为的时候，本应该未雨绸缪，明其政刑，而你们齐国上上下下却因为繁荣安定而昏陶陶地麻痹了，懒惰、傲慢、自大、优越感，一味地贪图安乐享受。这也就是以前提过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所描写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繪跔者……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最后应是“趾”高气扬，大概苏秦为了讨好齐宣王，而把“趾”字换为“志”字--完全一派骄、奢、淫、逸的气象。

当时岂止齐国情形如此，我们翻开历史一看，每一代在开创的时候，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的手里，就慢慢不行了。政治安定、经济富庶、社会繁荣之后，逸乐就来了，这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般家庭也是如此，祖父那一辈，天寒地冻时尚且赤了双脚，鼻尖被冻得红红的，手执锄头，在田里一锄一锄地翻土松泥，准备春来播种。到了他的儿子这一代，虽然由种田的父亲培育上了大学，但亲眼看见父亲的辛勤劳苦，也许自己也下田帮过一些小忙，还知道赚钱的艰辛，所以生活朴实，也努力振兴家业，继续置产。可是到了孙子的一代，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已不知祖辈、父辈的辛劳艰苦，于是“般乐怠敖”的毛病都出来了。到他的下一代，不但汽车要最时髦的，还要年年换新，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于是就走向了衰败。也许传到第五、六代，差不多又要顶着寒风冷雨，佝偻着在田地里挥锄头、踩泥巴了。人世间之事，总是这样反复轮回。

这都是人类的一种惰性，家庭、社会、国家政治，都在这一惰性下循环起伏，交替兴衰。所以孟子在后面说“忧患兴邦，安逸亡身”，又说“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没有内忧外患，没有困难，就容易灭亡了。家庭、个人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孟子指出齐国这种“般乐怠敖”的风气会为将来招致祸害，所以他到了齐国力劝齐宣王行王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在这里对齐国所作的评论，就说明齐国该行王道的原因了。

于是他下了一个定论，也在人生哲学上给后世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灾“祸”，未必是神力所降;至于“福”，也不是上天所赐，都是自己造成的。由此看来，有人会说孟子不信神，不信上帝，不信菩萨。孟子究竟信什么？他是有神论或无神论，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孟子这句话正是世界上任何宗教所奉行的最高宗教哲学。你信上帝而不做善事，上帝也拿你没办法，上帝与你接不上线的;信佛的，就姑且算是唯心吧，但明明说心即是佛，此心不正、不善，求菩萨也是枉然。

撇开宗教不谈，福与祸，不是外来的，的确都是自己求来的，求福则得福，求祸则得祸。行仁则是求福，不仁则会招祸，这是孟子此处的看法，也是今古不移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