蚔鼃是齐国的一个官员，本来在灵丘这个地方做官，后来辞职不干“而请士师”，希望能做“士师”，在齐王旁边，能对刑罚方面的事有所建议。孟子说“似也”，你这番用心是很可取的，“为其可以言也”，希望能常和齐王见面，对他有所建议，使他能有好的政绩。“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现在你就职以后已经有几个月了，怎么没听说你发表过言论，使齐王有所改正呢？“谏”是下位对上位进劝的话。这位先生听了孟子激发的话，于是向齐王提出了建议。

蚔鼃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鼃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蚔鼃向齐王提出应该改进的办法，但是齐王没有采用，于是“致为臣而去”，这个“致”就是退还的意思，“致为臣”也就是“致仕”的意思，辞职不干了。这位仁兄实在了不起，被孟子一说，马上从善如流，对齐王提出谏言，想对国家有所贡献，无奈齐王不肯采纳，蚔鼃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只好挂冠而去。齐国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孟夫子这位先生教别人倒是教得蛮好的，但是他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的学生，在外面听到这些消息，就回来向老师报告。孟子听了，并不介意，同时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依据中国文化的精神，既然身居官职，不能尽心公务、不能达成任务的话，就应该引咎辞职。因为做官的目的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国家谋福利，既然达不到目的，再占着这个官位就失去了意义，说句难听的话，何必占着茅坑不拉屎呢！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在中国历史上，“言责”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相当于现代的监察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深知这种精神的可贵，因此在著作三民主义时，以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主干，再加人中国原有的考试、监察两种制度，特地编成了五权宪法。

在古代，监察御史专门负责评论，即使对皇帝也不例外，看到皇帝有不对的地方就奏上一本。奏文里面都引经据典，加上一番大道理。但是有时候词句实在太严厉了，皇帝看了真不是味道。所以在中国古代，皇帝实在不是好当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专制政体、君主独裁，其实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的法治精神。为官者经常抱着要对历史、对百姓负责的存心。所以我常说，要懂中国历史，不能只看正面的历史，还必须看反面的历史，就是历代大臣的奏议。皇帝尽管不好，不愿意采纳忠言，但是做臣子的宁愿以身家性命做赌注，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进谏忠言。所以在历史上，有些大臣为了第二天要上奏章，经常连夜不睡，有的甚至棺材都准备好了。他们同时留下一份奏章的副本，因为万一第二天上朝触怒了皇帝，会被杀头;或者是自己甘愿以死尽忠，不惜生命的代价，要对历史文化负责。

像清朝的朝珠就有这种特殊的作用。据说朝珠、马蹄袖都是洪承畴想出的办法，让汉人在受辱之下不要做满人的官;无奈大势所趋，宦场诱人，汉家英才终究还是人其彀中。在清朝，官员们见皇帝时，必须把马蹄袖一甩，同时弯下腰，让朝珠碰到地，象征为皇帝效犬马之忠。大官们的朝珠里有一颗是红色的，据说放有鹤顶红，毒性很大的，舌头一舔就死。好比二次大战时，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党就在假牙里面装了药，一看情势不对，就拿下牙齿，服毒而死。大臣们“心存君国”，到必要时就以死报效，积极地说，是尽忠报国;消极地说，就是怕死后在历史上留下不直言进谏的污名。现在市面上有一本唐朝的《陆宣公奏议》，大家不妨买来参考参考。

说到这里，顺便插一段题外话。从前当大官实在是不舒服的，每天早上两点钟就得早朝，连觉都睡不好。所以唐朝有两句诗，以一个年轻的官太太身份为此感慨:“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做皇帝的也是天不亮就必须起床，通常都是老太监站在门外敲钟，第一次敲过，皇帝未起床，就再敲第二次，再不起床，老太监就不客气了，手上拿条热毛巾，往皇帝脸上一蒙，顺手就把皇帝给拉了起来。皇帝睡眼惺忪的，II换好衣服，就连拖带拉地被架上了朝。国家大事讨论两三个钟头以后，早朝结束，皇帝回去吃了早点，又要打瞌睡了，于是再睡上一觉。这就是“回笼觉”这个典故的由来。

同时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们，以及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要说死后不怕人骂，活着的时候也尽管人骂，不在乎，只要他官做得大，钱赚得多，管他别人怎么说！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美国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凡是中国人，是不是也都应该自己反省反省呢？

所以孟子说，既然不能报效国家，不能为社会尽力，那么就不应该留在职位上吃闲饭。而我现在呢？是自由之身，在齐国“我无官守，我无言责”，既不是公务员，又不是监察委员，只不过是个外地人，拿个居留权，住在这里。“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所以进也好，退也好，我有充分的自由。孟子这番话说得有道理，那么他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呢？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这就是歇后语了。孟子在这句话里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梁惠王》篇一直看下来，他的确是时时以国家天下为念，并不只是发言刺激别人，让别人丢官。他只是苦口婆心地处处说教，但是毕竟不在其位，很多话也就不方便说了。孟子所表露的，就是儒家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精神。

中国文化另一面的道家人物则稍有不同，他们大都采取“进退裕如”的态度。“进退裕如”这句成语，就是从《孟子》满这一段话而来。道家人士往往只负言责，而不肯居官。譬如南北朝时期有名的人物陶弘景，据说他后来成仙。梁武帝经常请教他国家大事，封了他高官厚爵，但是他却挂冠而去，隐居到山里，修道去了。不过，梁武帝每逢国家大事决策的时候，还是派人到山里向他请教，所以后世就称他为山中宰相。像这一类就是道家的风格，端上一大桌“满汉全席”，只要别人吃得高兴就好，他退在一边欣赏，还是吃他的青菜豆腐。

这些儒、道的风范都已成为过去了，将来会怎么演变呢?但愿新的生机、新的局面能出现在不久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