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研究历史，作一部中国财经賦税与政治得失成败关系史，便可以看出过去的历史，一个朝代每逢衰败没落时期，财经赋税是如何的紊乱不堪。政治与经济、财政是相辅相成、互相为体用的，只要熟读《管子》的名言理论，也就可以大致明白其中的三昧了。三四十年前，很多学者喜欢研究明史，我也曾经碰到一个美国来华的留学生，他也是研究明史的。当时觉得这个外国青年很有趣，我问他是研究明史什么问题。他说是研究明末的变乱和李闯、张献忠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讲到孟子的“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一节，便接连出现“市廛(市场)征法”和“关税里布”的问题。在此随便举历史上明末衰乱与清朝初兴时期财经税务问题，作为大家将来仔细研究孟子思想学说的一个参考。

明朝到了神宗万历时期，满洲在关外称兵倡乱，也就是《明史》所谓的“辽东兵兴”开始。因为军需的必要，当时兵部的预算便需要增加饷银三百万两。此时明朝政俯的国库已经相当短绌，但是，皇室宫廷的私库却还有上亿之多的财产。户部尚书李汝华向皇帝提出报告，请拨宫廷内库的银两出来帮助军饷，神宗却不答应。结果只好尽量搜括各省库存的积余款项，追征民间的欠税和各种赋税，才能勉强支应一个时期。但是不到一年时间，又须征兵支持前方，军费仍然没有着落，户部再次上奏，请求调拨各省税银来充军费，神宗就干脆来个相应不理了事。宫廷这个作风，一直到崇祯都是如此。至于那些富有的皇亲国戚，更不肯自掏腰包输家纡难，只想自保，不肯为国出钱出力。因此，户部只好提出另一个方案，还是再增加賦税，自贵州以外，天下田赋每亩加征银子三厘五毫，这是专门供给军事费用的。据估计，以田亩来计算，每年可以征收到饷银二百万两以上。

此例一开，便弄得民不聊生，人心大失。可是还不止于此，以后只要碰到用兵需要经费，便照例再来加征田賦。因此弄得只要有田便要倒霉，无论在战时或平时，谁也不肯买田置产，平民都愿意做流民。等而下之，吏法不良，基层官吏横征暴敛，只要看到你有种田的锄头，便认定你是地主，硬要追缴欠税，结果弄得流寇四起，江山不保。但当流寇入京时，不要说宫廷内库被抢光，那些富有的皇亲国戚不可数计的财产也统统完了。看了这一段历史，不要说别的，只要张居正还在，便不会使神宗这样做，不会使明室的财经吏治弄到如此地步。此所谓“俊杰在位”，有如此的重要。

后来清军人关，深切了解明朝的得失成败原因，康熙在位第三十八年便颁布了一道特别命令，告诫后代子孙永远不准加赋以增加民间的负担。所以清朝后来两百多年的田赋使用一条鞭法，也是安定爱新觉罗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说，清初康熙时期，花费在外廷的军事费用和明朝差不多。而在宫廷费用上，却大力地审核裁减。康熙三十年宫廷花费的总数，还不及明朝某一宫的一年费用。所以他能够三次御驾亲征漠北，平定三藩之乱，都不需顾虑财经上的匮乏。到了康熙末年，部库盈余还有八百万两之多。

雍正时期更加节省，又尽量爱惜物力，内廷食米储蓄有余粮数千石。所以连年对西域青海的用兵纵然支用了大半国库，但还存余有四百余万银两。

乾隆继位以后，仍然秉承祖制，戒侈靡，示节俭。纵然在军费上也因屡次用兵开支很大，但还能四次普免天下漕运，两次普免七省漕运。他又先后六次巡幸江南，规费不下两万两，但是国库仍然充实。

这使人想起古代历史上记载的:卫文公提倡节约，自己穿布衣。汉文帝也是躬履俭约，结果使全国储粮的太仓之粟年年都有剩余的陈米吃不完，太府（国库）的存钱用不完，搞得串钱的绳子常常因陈旧腐朽而断。宋朝自太祖赵匡胤开始便很节省，后来的仁宗、英宗也差不多，所以史称宋初财经积封桩之钱数百万，而三司所存尚不计算在内呢！

可是清朝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起，国库已被那些权臣们挥霍得差不多了，军需费用也是没有着落，但是咸丰还是坚守清朝的祖制，仍然不敢增加赋税。所以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办团练，起义兵，自筹经费，艰难困苦之极。据说，跟随洪秀全起义的军师钱江脱离了太平天国以后，才为湘军提出一个办法，创办厘金的制度，病商而不病农，才得以解决湘军和后来淮军的军费问题。

据我所知，清朝被蓷勫以后，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在北洋军阀乱政的那一阶段，我们的偏僻小县还仍然依照清朝遗留的田赋一条鞭法，不过厘金也要征收，关税也要征收，另外还加了许多税捐的名目，也是苦不堪言。好在北伐成功，这些苛捐杂税稍得整顿的机会。谁知革命尚未成功，跟着便是曰寇侵略，八年抗战，以后变成共和政体。

我们今天在台湾读《孟子》，眼见台湾实行三民主义的均富政策，致社会富强康乐。深深体会亚圣孟子千古不易的名言法语，真有无穷感慨，为中国文化而伤感，也为中国文化将来的前途而担忧。

“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到了这里，孟子先作一段结论。他说，一个诸侯之国应该做到:第一人才济济，都是贤能俊杰之士;第二商业安定，经济繁荣;第三各国商旅愿意前来，国际贸易发达;第四农产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第五不重复征税，发展公卖事业的合作社。如果这五项财经措施都做到了，那么连邻国的国民都敬仰你，像敬仰自己的父母一样，对你也会产生向心力了。那时候邻国的国君要想率领人民来侵伐，就像率领子弟去攻击他们的父母一样，自从有人类到现在，从来没有成功的。如果做到了这样，天下就没有可与你为敌的人了。假如这样而成为天下无敌，那就是代天行道的父母官了。孟子用“天吏”这个名称，来强调政治上行仁政的人道和天道、天理的关系。所谓“替天行道”，本来是政治哲学上一个很好的名词，后来被梁山泊的柴进、宋江他们挪用，在大家的观念里便带了强盗行径的意味，成为不好听的名词。实际上“替天行道”就是按天理行事，做事行政符合天理。孟子说，如果这样还不能够称王天下，那是不可能的！

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段还是孟子回答公孙丑所怀疑的“以齐王，由反手也”这个问题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