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也有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冯道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在外面做官镇守同州，大约和现代的省主席或行政专员的地位差不多。那时，当地的孔庙年久失修倒塌，却没有人过问。在他下面有一名专管酒税的科长之流的小官吏，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了，觉得孔庙都弄到如此衰败，太不成话，于是上了一个报告给冯道，要求准许他自己出钱来修复孔庙。冯道收到他的报告，因为是一名小科长递来的，就交给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长兼管司法的去办。这位判官的个性也蛮滑稽的，看到冯道交下来的这件公文，于是在上面批了一首诗：

槐影参差覆杏坛 儒门子弟尽高官 却教酒户重修庙 觅我惭惶也不难

意思是说，孔夫子教书的地方杏坛四周都长满了荆棘啦，可是口称孔孟之学、自认为是儒家出身的读书人都在高官显贵的位子，只图自己偷享安乐，对于孔老夫子四周的环境卫生也不去管了。如果叫一个管酒税的小吏去花钱修孔庙，我看了也感到脸红而惶恐，对这份公文我实在很难下笔签具什么意见了。

然后他把这件公文退回到冯道那里，冯道一看这首诗，真的不好意思，脸都羞红了，赶快自己掏腰包出钱来修孔庙。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陈州的卫士使李谷，相当于现代的警备司令,他到任三个月，依照当时的规定去拜孔庙。当时陈州的夫子庙只有三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尊孔子像，简陋得很。由于唐代的帝王们爱好歌剧，出了不少有学问的伶人，一直到五代时都继承这一遗风。唐时陈州一个著名的优伶李花开，看到这孔庙的破陋情形，口吟一首诗：

破落三间屋 箫条一旅人 不知负何事 生死厄于陈

孔子生前绝粮陈蔡，曾在陈州落难，无饭可吃。而死了以后，在陈州的庙宇又破陋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孔子对陈州来说，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陈州这个地方的事，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在这里倒霉。李花开的这首诗也等于是一种民间的舆论，李谷听了以后又惊讶又感叹，于是赶快自掏腰包来修孔庙。

由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成为千古之圣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圣人永远是寂寞的。明代洪自诚所写《菜根谭》中说:“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我们借用这段话，作为讨论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的结论。

所以说，一个人必须先仔细研究，确定自己的人生观。有许多事业，是一时的成功，短暂的光耀，只能保持三十年、五十年，最多保持一百年便过去了。所以只有少数人做的是千秋事业，像孔子，像那些宗教的教主们，除非没有人类，除非太阳不再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千秋事业，就是确定人生价值的问题，大家做的到底是千秋事业，抑是一生一代的事业，就要自己去考虑了。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前面孟子答复公孙丑，认为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但并不能与孔子等量齐观；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人比得上的圣人。于是公孙丑这里接着问孟子，那么伯夷、伊尹、孔子他们三个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孟子说：有啊！只要有一百里这么大的领土给他们治理，结果都可以做到富强康乐，使得各国诸侯心悦诚服地前来依附而统一天下。不过，假如叫他们用手段做一件不义的事，或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他们也一定不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们相同之处了。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孟子在《公孙丑》这篇里，借着和学生的讨论，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的中心思想。“内圣”修养方面，他提出养心、养气的要点。“外用”功业方面，我们曾经提到，他借用伯夷、伊尹、孔子这三种不同的典型，影射出立身处世的楷模。全篇精神实在值得后人用心体会和效法。至于在文体方面，如果从孟子的时代退回一百年，换成《论语》笔法的话，就要简单多了，几句话就把意思表明出来，不会像孟子这样说了长篇大论。孟子此时，一方面，受了时代文风的影响——时代越向后发展，文章笔法越详尽；时代越向前追溯，文章笔法越简练。另一方面，也是孟子个人的文学素养好，起承转合，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内养”方面的阐述，《孟子》比《大学》、《中庸》、《论语》都要详细、具体得多。孟子提出养心、养气的方法，导致后世儒家“养心、养气”的学说和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和道家的“炼心、炼气”、佛家的“修心、修气”相互辉映，蔚为大观。“外用”方面，他则列举伯夷、伊尹、孔子三人，烘托出万世师表孔子的典范，同时隐喻这条道路的艰难。

难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有圣人之才，无圣人之道”则不足以成圣人；“有圣人之道，无圣人之才”也不足以成圣人。真正的大圣人必须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假如从庄子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道家可以说是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才；而佛家则可以说是有圣人之道，也有圣人之才，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道。才、道两者周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根器”。

在座诸位都有志于学圣人之道，这一点是不错，但是，诸位不妨自己检点一下，是不是具备了圣人之才？这一点，恐怕大家还要多加充实。才、德、学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佛家注重功德，主要的目的也就在于“器识之才”的培养，才器如果有所不足，那就要靠“力学”，也就是努力多学来加以弥补。如果才、德俱佳，那么更要“博学”，以精益求精，因为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至于能否得其时，那便另当别论了。正如唐杜牧的诗所谓“由来才命两相妨”。

《公孙丑》这半篇的要点就在于此，如果把握了这个关键，那么一路读下，味道就出来了。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孟子》为什么如此记载，为什么如此编排。否则，也和前人一样，把它圈成一段一段，支离破碎的，对全篇连贯的精神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孟子》的原文。孟子借孔门三子宰我、子贡、有若对孔子的赞言，作为他对孔子的结论；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效法孔子，立志于圣人之道。不过这一点孟子并没有讲明，而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这种文章的写法就好比“歇后语”。譬如“瞎子吃汤圆”，歇后语的意思就是“肚里有数”，主要意思在“肚里有数”，但是这句话不说出来，只说“瞎子吃汤圆”。孟子在此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的话表达对孔子的赞叹，其中隐含的寓意他也没有明说，而要我们自己体会。

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宰我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比尧舜还要伟大得多。我们如果只从表面看，学生投老师的票，是当然的道理，偏私之意在所难免。事实不然，我们如果详加研究的话，宰我这个论点可以说是公正无私。尧舜固然有圣人之才、圣人之道，可以君临天下，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师表的精神世界；而孔子在当时很可以一统天下，但是他却仍然安守其分，以平民之身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致力于百代千秋的大业。如果更深入研究，这其中还有更多道理，我们在此也是只点到为止。

宰我和子贡这两位同学的观念相同，但是表达的内容、方式有异。子贡在这里称道孔子的伟大，首先举出“见其礼而知其政”这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政令、法规等都没有统一，文字、政规等的统一是秦汉以后的事。因此，当时各诸侯国的礼仪、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律法等互不相同。而孔子的智慧可以“见其礼而知其政”，随便到各地一看，由当地的民俗风情、社会状况就可以断定那个地区政治设施的成败。

子贡接着说，孔子还有更高明的一着，“闻其乐而知其德”。当时各诸侯国的音乐也都不相同，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地音乐的乐风、韵味都各不相同一样。而孔子能够一听音乐，就知道当地的社会风气、国民道德如何。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玄虚，有点离谱，好像是学生为老师送出来的一顶高帽子，其实这顶帽子一点也不高。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史记》中《吴太伯世家》——吴太伯是吴国的祖先，本来是周朝的世子之一，后来由于家庭问题，他为了成全孝道就离家出走，躲到偏远的南方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当隐士去了。久而久之，这一带的百姓自然受他的感化，大家一致拥戴他为君主，于是就成为后来的吴国。或许由于吴国的开国先祖吴太伯的影响，吴国世代都有髙尚的流风。

又譬如吴季札——吴王夫差的叔祖，也是舍弃王位远走他乡的一位奇人。《吴太伯世家》里称他为延陵季子(延陵是他的封邑）。后来他出使各诸侯之间，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随处看一看，就能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兴亡得失有个大概的认识，并且有独到的见解。譬如他到了齐国，那时正好是晏子辅相，齐国势力相当强大。但是他已洞烛机先，警告晏子齐国不久会发生变乱，劝告晏子及时安排后路以保全性命。晏子不愧为一代名相，接受了吴季札的建议。后来吴季札到了郑、晋等国，又向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总之，他在周游列国之时，各国的君相几乎没有不向他请教的。因此，孔子对他也是非常佩服。

关于他，还有一则千古流传的美谈，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古时候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士大夫们身上都会佩挂一把宝剑。当吴季札访问到徐国的时候，那个国家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徐君对他身上佩的宝剑非常喜爱，很想向他索取，但是没有明讲；吴季札懂得徐公的意思，但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后来他这趟大使的任务完成了，再过徐国，就准备把这把剑送给徐公，无奈这个时候徐公已经死了。于是吴季札亲自到徐公的坟上，解下宝剑挂在徐公的坟前。随从的人看了说，人都死了，何必如此呢？吴季札有他的道理，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时徐公心里想要，而我心里也想给，只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明讲，现在徐公虽然死了，但是大丈夫不能负心，所以我一定要实践自己的许诺。这就是延陵季子的风范。

现在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介绍奇人轶事，引用这段故事，主要是说明《史记》在《吴太伯世家》里也记载了延陵季子具备“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的才智。现在我们翻开《史记》，看了这段记载，就像看普通文章一样，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时代中，看到一个人能够早许多年见人之所未见，预言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兴亡成败，这是多大的智慧、多高深的修养！

子贡这里称颂孔子就具备这种高明的智慧，事情的前因一动，他就已经预测出将来的结果，这是何等远大的眼光与过人的见地。所以子贡接着说：“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就算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考验，经过多少英雄豪杰的崛起，也没有办法动摇孔子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子贡对孔子佩服得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结论就说，自从人类世界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像我们老师这么伟大的人。

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子贡应该算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千古之名，生前身后，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之处很多。子贡当时在国际间也颇负盛名，而且有的是钱，在外交界又是位高手，有眼光，有办法。说句笑话，他是官僚，又是资本家，做什么像什么。孔子的晚年生活大概都靠他供应。例如有关堪舆的书籍记载，孔子死后，他弟子里面很多研究《易经》的，对阴阳、八卦颇有心得，经过会商讨论后，选出一块坟地，最后请子贡来加以裁定。子贡到场一看就说：这块地只足以葬帝王，不足以葬夫子啊！葬一个小小的皇帝嘛，还可以，我们的老师怎么可以葬在这里。最后由子贡选择了曲阜这块百代帝王师的名地。

孔子安葬之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冷冻，到了汉武帝时，终于时来运转，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奠定了“至圣先师”的声威，孔子果然成了百代帝王之师。而原先为孔子准备的那块坟地，后来就成为汉高祖的安葬之处。据说是如此。风水之说是耶？非耶？其中涉及论辩太多，在此不用多加讨论。孔子死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独独子贡庐墓六年，在孔子坟墓旁边搭了个小茅棚，守了六年孝。其余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这是事实。子贡对孔子的衷心敬仰由此可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子贡对孔子的赞叹，真是捧得过瘾。

第三段，孟子引用有若对孔子的赞扬。有若顺着子贡的话说下来，师兄弟两人好像唱双簧似的，有若说“岂惟民哉”，岂止人类如此。有若对子贡的赞叹再来一个引申强调，有若举出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的“凤凰”来作比喻。现在有些生物学家认为麒麟就是生长在南洋一带的长颈鹿。我对这个看法是非常怀疑的，就好比现代学者把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龙当成西方的恐龙一样的荒谬。恐龙是恐龙，不是中国文化里的龙，西方的恐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龙的子孙。当然，到底有没有龙又另当别论。不过据中国文化的传述，龙生九子，形状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龙和西方的恐龙扯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只好说恐龙是中国龙的子孙，而且是个笨子孙。因为中国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幻莫测的三栖神物，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水里游，更能在地上走。在中国文化里，麒麟和龙居于同等地位，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我们把它随便比成长颈鹿或恐龙，实在是很成问题，至少我站在拥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不同意的。在中国文化里，麒麟是走兽中最高贵、最了不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方才我们提到过孔子“获麟而叹”的典故了；至于“凤凰”则是百鸟之王，在飞禽当中是最珍贵的。

有若提出了麒麟和凤凰的比喻以后，接着又举“太山”为喻，“太山”就是鲁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泰山。太山并不是中国最高的山，太山在中国文化里所以占了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它被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丘垤”是普通的小丘陵。“行潦”是小河沟、小溪流，“类也”，是同类的。麒麟是走兽，阿猫阿狗也是走兽；美丽的凤凰是飞鸟，天天生蛋给我们吃的鸡也是飞鸟；神秘的太山是山，公园里一堆假山也是山；浩瀚无边的江海是水流，马路旁的脏水沟也是水流。我们顶礼膜拜的圣人、仙佛是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是人，都是同类。所不同的是，麒麟、凤凰、太山、江海、圣人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同类中表现得最优异，从平凡中升华、超越，而至于崇高、伟大的境界。“拔乎其萃”的“萃”就是草类，当一片种子撒下去以后，没多久就发了芽，随后长成一片草木，良莠不齐，经过了风吹雨打的锻炼，经过了地利天时的考验，最后硕果仅存，发展成了凌云之干。人为万物之灵，更应该效法这种“出类拔萃”的精神，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的学养，日久功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朝一日，平凡中自会有非凡的成果。

就像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但他是个了不起的普通人，能够学不厌、教不倦地从平凡中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所以有若结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确是没有比我们的老师孔子更伟大的了。有若这句话，比子贡说得更重。

我们看这篇文章，从公孙丑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说到动心、不动心的修养，一路说下来，说到这里作了结论。究竟这一段话和动心不动心有没有关联呢？绝对有关联，关联在哪里？就在于孟子说明了自己“志心于圣人之道，志心于圣人之境”，这两句话是我照他的意思代他说的。他立志以孔子为榜样，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治平天下，也可以默默无闻。所以孟子这里借孔子的修养典范，说明自己“志心”——内养不动心，以及“修身”一-调养浩然之气的原因，以期外用济世救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歇后语，他并没有完全点明。所以我们读书呀，不但自己要多读，还要能透过文字，运用我们的智慧了解它的内涵，了解它的真正精神，那么就可体会出《孟子》的味道来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在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但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作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