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又说，老师既然不愿谈冉牛他们这些人，那么像伯夷、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这两个人是不同的典型。伯夷薄帝王而不为，连国君都不愿当，而且看不起周武王的所为，所以不食周粟，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他是高士。至于伊尹，就怕没有机会出来做事，他只希望施展他平天下的抱负，所以背了一只锅去给商汤做厨师，用他优良的烹饪术获得了商汤的欣赏。后来召见谈话以后，更欣赏他的才华，结果便请他当了宰相。历史上称掌握相权为调和鼎鼐的美词，就是由于伊尹这段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

公孙丑好似用螳螂拳的拳法，一拳一拳连续钩出去，又举出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带着探测的意味，想问出孟子的看法。

孟子师生间的这一段谈话，要特别注意，这个主题涉及人生观的确定问题：人生到底要做什么？现在许多人学这样、学那样，甚至学出世法，如学佛、学道、学打坐，学了老半天，人生观都还没有确定。问他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人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立定自己要以何等人物作目标，才有努力的方向和路线。最好是做世界上第一等人，估量自己做不了第一等人，即使做末等人，也要有一个目标。或者你说想从事政治，想做外交官，或想当总经理，这些只是职业，并不是人生观。确定人生观是说做圣人或英雄，或豪杰，或富翁，或凡夫。在女性而言，则或为贤妻，为良母，或为女英雄、女圣人，这才是人生观。这一段谈话，就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我们再看孟子答复公孙丑，这两个人的道不同，人生观的路线也不相同。伯夷这个人的观念是，不是他认为够水平的好老板，他不侍候的，即使请他，他也不干。他认为值得自己拥护的，值得自己去抬轿子的，他才去干。其次，对于不够理想的社会，不够理想的群众，他也不愿意去领导，不愿意去管事；必须是大时代的整个环境处在一种安定的状态下，他才肯贡献自己的力量，施展自己的抱负。如果整个时代环境扰扰攘攘，官争于上，民乱于下，他就遗世独立，不看更不管。

至于伊尹则不同，他的观念是“何事非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板，只要他肯干，就可以去帮助他，改变他。像后世汉高祖与张良君臣之间的情形一样，汉高祖那样粗鲁不文的脾气，当韩信要求汉高祖封他为假王的时候，汉高祖听了立刻火冒三丈，开口就骂，粗话刚出口，张良偷偷踢了汉高祖一脚，汉高祖就懂了，粗话下面马上接着说：“要封就封真王，还封什么假王？照准!”因此无形中消弭了一次重大危机。汉高祖能被踢一下就改过口来说话，所以张良说我对别人说话，他们都不懂，也听不进去，只有他，一点就透，此乃天授也，只好帮助他。因为除了刘邦以外，还没有第二人能够如此。汉高祖这样的老板虽然不够理想，但张良还是辅助他。所以伊尹说“何事非君”，老板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只看我们如何去帮助他，辅助他。

假使今天有伊尹这样的部下，不管在任何单位，当主管的可真舒服，这个部下把你的事当他自己的事办，什么都办得好好的，主管乐得清闲了。但是主管也需要真认识他、信任他才行。伊尹对于领导下面的干部也是一样，不问是什么样的群众，他都照带不误。善于带兵的人就体会到这个道理，不管这个部队的素质如何，一个好的带兵官，对任何样子的部队他都能带，而且能把部队带好，他自有他的办法。即使一群笨人，如果有好长官带领的话，他们照样会发挥出力量来。如果领导人差一点，那么他们还是一群笨人；如果领导人高明，笨人也会变成有用的人。伊尹就有这个本领，所以他说“何使非民”，哪里有不能领导的群众呢？对于社会形态，上轨道的也干，不上轨道的也干，这是他处世的原则，等于佛家大乘道的精神。而伯夷则不过是佛家小乘的气象。

随后孟子又提出第三种典型来，就是有机缘可以施展抱负的时候，就出来担当大事；轮不到自己上去的时候，就潜修默化；可以久留就久留，必须速去就速去，不论环境如何都任运自在，这就是孔子。无可无不可，出世入世都能坦然处之而胜任无怨，这就是佛家所谓的“圆通自在”，也是孔子曾经对子贡说过的话。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老师，你看我到底怎么样?”孔子说：“瑚琏也。”你像是被妥善包装珍藏起来的贵重祭器瑚琏那样，在国家有重大祭典的时候才小心翼翼拿出来，郑重地放在供桌上。这东西虽然非常贵重，但是平常不大用得到，这就是瑚琏。孔子又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一样东西，如果成为一样东西，就定了型，限定了用途。所以君子不把自己固定为任何一种形态，任何时间、任何环境，只要自己认为值得做、应当做，就去做，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孟子说这三种人都是古代的圣人，对这三种典型的圣人，我都还做不到。不过如果要学的话，我愿意学孔子，当然，管仲、晏子根本不必谈了；也不愿学伯夷，走出世的路子，但也不愿走伊尹那种“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的路子。

公孙丑又问孟子：伯夷、伊尹、孔子是三种不同的古圣人，可是，老师你怎么又把他们三人排在一起，好像是一个等级呢？

孟子立即说：不！不！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可是孔子这位圣人与众不同，“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有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孔子的。孟子这句话，把孔子推崇到极点。

讲到这里，我们暂时搁置一下原文来讨论讨论。

孟子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任何人像孔子那样崇高，因此可知孟子是孔子真正的知己，也是他真正的门人。历代的人捧孔子，都捧得不过瘾，只有孟子这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捧得最过瘾，也可以说是最诚恳的话。可是他不像宗教徒那样，认为他们的教主是非人的、超人的；儒家的教化是始终不离“人”本位，而且不去说些超越人本位的话，这是儒家的平实处。

至于历代对孔子的尊称，则推元代的为最高，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尊号就是元代封的。可不要以为元朝是没有深厚文化基础的蒙古民族政权，在元朝九十年间，政治上有许多过人之处。尤其对于尊孔这件事，做得最好，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制加孔子号曰“大成”，就可看出。

诏曰：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幕承丕緒，敬仰体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这是千古名文，虽然起草人还是汉人，但仍应归功于元朝。历代对孔子的颂赞都没有这么好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这两句加到孔子身上，正是推崇极致而又恰到好处。而且妙的是，如果照抄到任何地方的文化，任何地方的宗教，都可以引用。如西方文化谈宗教，便可说“先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明；后耶稣而圣者，非耶稣无以法”。在东方文化中如佛家，也可以说“先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明；后释迦而圣者，非释迦无以法”。我们看所有佛经，都是“佛说，佛说”的；后世儒家著书，也无不是“子曰，子曰”的，不说“子曰”就不行。我们如果早生一千多年，甚至只要早生五百年，除非引用孔子的思想和语言，否则写文章时则“无以明”。

当然，有的人写文章捧孔子也未免捧得不得体。像后来有一位道学家常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出生的话，那我们永远都在黑暗中。他这个话，似乎把孔子以前的历史文化都一笔抹杀了。当时就有一位名叫刘谐的翰林讽刺这位道学家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怪不得伏羲以上的那些圣人们整天都要点亮蜡烛来走路。这也挖苦得够缺德了，所以有人评论刘谐这个人天生就很刻薄。固然这位道学家捧孔子的话过火了，没有孟子说得那么恰当，可是刘谐的讽刺则未免失之敦厚。

刘谐个性刻薄，可是口才非常好，他和哥哥分家的时候，坚持要求他的父亲刘巨塘把一个能干的男佣人分配给他，可是他父亲已经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他哥哥了。于是，他父亲开导他说，兄弟就如同左右手一样，把这个男佣人分配给你哥哥和分配给你，有什么不一样？何必争呢？后来有一天，他去探他父亲的病，他父亲伸出右手来，要他搔搔痒，他却故意在他父亲的左手上大搔其痒。他父亲说你搔错了，我是右手痒，不是左手痒。他说：你不是说过左右手是一样，没有分别的吗？他对父亲尚且要报复，刻薄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