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这里又谈到“知言”了。我们不要忘记，这还是孟子与公孙丑之间的对话，一直发展下来的自语自解，引发出来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如果把一小段当成一个独立的意思去看，那就支离破碎，无从了解孟子的整个精神及其思想体系了。

中国人有句老话，表示对一个人认识得很清楚、了解得很深刻时，往往说“我把他从小看到大的”，这句俗话听起来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字面上看也很平淡，却包含相当深的哲理。

大家都该看过《红楼梦》，其中有一段描写贾宝玉周岁时依照古老传统的风俗举行抓周。在周岁幼儿的面前放置许多东西，如纸、墨、笔、砚、算盘、剪刀、尺、绳墨、印章、布、胭脂、花粉等，看他伸手去抓什么东西，就可以预测这个孩子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据说这种测验还相当灵验。而贾宝玉当时见到面前这许多东西，一伸手就抓起了胭脂花粉，有人在旁边抢了下来，他还是抓胭脂花粉。后来这位公子哥儿果然在胭脂丛中度过他的青春。

这个故事也就是“从小看到大”的一种说明。幼儿时期的许多习气就是长大后的生活剪影，这也就是现代人所讲“性向”的问题。

不但小孩这样，大人也是如此。诸葛亮在高卧隆中的时候，他就自比管、乐，认为自己的能力才学、可以成就的事功，当不下于管仲和乐毅。而孟子，当公孙丑以管仲、晏婴来比拟他时，则不大同意；孟子引以自比的，是他平生最敬仰的孔子。

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一个人所效法的是最崇高伟大的圣人，虽然自己不一定成圣，等而次之，也许可以做个贤人。比如有人想成佛，成不了佛时，成一个罗汉也不错。这是勉励一个人敦品立志必要“取法乎上”。所以《孟子》这一段，对于青年人的立志颇有启发，立志就要立大志，做大事。可惜现在的青年们大多数只希望找个好工作，那就只有做帮手的份了。读书人立志做圣贤，如果成不了圣贤，当个教书育人的也行。因为想到公孙丑以管晏比孟子，而孟子大不以为然，所以补充一点感想。

这里公孙丑又问孟子：什么叫做知言？这句话中的“言”字，首先是孟子引用告子的话“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提出来的。孟子前面曾说告子这种修养学问态度他并不同意，然后才谈到“志”与“气”的修养。于是公孙丑问孟子，这两项中哪一项你比较专长？孟子告诉他：“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对于浩然之气有很多阐述，而对于“我知言”这句话还没有作过详细的解释。所以公孙丑现在抓住了一个插嘴的机会，对孟子提出了这个问题。

“知言”，如果照字面上解释，是知道说话，但如果这样依文解义，就错了。这里的言就是理，知言就是懂得道理。也可以把“知”字解释成“智”字，“知言”就是“智言”，对于语言的智慧。我们中国有句谚语：“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孟子又就公孙丑提的这个问题对公孙丑说：听一个人说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如何。一般人说话，总不外几种情形，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也曾提及：“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孔子的这几句话，我就不再加解释了，大家自己深加研究，现在只说孟子的话。

孟子这里说：凡是说话有所偏颇的人，他一定有所掩盖，有不清楚之处，所以一听到这偏一边的话，就知道说话的人思想被蒙蔽了，是被利禄之类的欲望或别的什么问题蒙蔽，脑子不明智了。这就是“诐辞知其所蔽”。换言之，思想有了偏见或成见，他说的话也就有所偏向了。

“淫辞知其所陷”，所谓淫，就是过分、啰唆、多余，有些人说话啰唆，说得过分或太多，就知道这些人有所陷——心理不健全。头脑健全的人说话都很清楚、简洁。比如说，过分夸张的形容，也是“淫辞”的表现。

“邪辞知其所离”，许多人说话不依正理，可是他也有他的一番歪理。世界上歪理千条，正理只有一条。说这种歪理的人，思想就离了谱。同时，这一“离”字也可以说是离间之离，凡是从事挑拨离间者，必有一番歪理。

“遁辞知其所穷”，所谓“遁辞”就是逃避之辞。譬如问某人某事办好没有，他不说办了或没有办，只说这事如何如何，这就是他忘了办这件事，他所说的一大堆如何如何都无非是遁辞而已。说遁辞的，就知道他已无他话可说，理也穷了。大家都有这个情形，自己没有理由、无话可说了，找个话来说，作为逃避，所谓“顾左右而言他”。因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认错是需要勇气的，没有这个勇气，所以下意识地找个遁辞来敷衍。

人们说话方面的问题，孟子大致归纳成这四种类型。有人只有一种，有人四种都有，孟子这里所概括的，差不多把所有说话的毛病都包括进去了。

这也是属于相法，看相的方法，言语、心态在鉴人之学上都属于内五行，不是用眼睛看得出来的，但是关系非常重大。当年革命时期，有些革命前辈属于领袖型的人物，当他一开口讲话时，就是领导人的那种气度，条理清楚，干净利落，他一句“就是这样”，语气一出，听话的人好像魂都没有了，就跟他走。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原来反对他的人，一听了他演讲，就转变为信仰他、拥护他。

许多人喜欢辩，辩到最后理穷时，遁辞就来了。其他几种说话态度也是如此，只要听他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以及行为如何。所以孟子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从表面的言语可以推知他的思想理路。有的人说话很清楚，文章写得很糟；有的人文章写得很好，可是说起话来鸡零狗碎。孟子说由这四种言语形态可推想到思想理路，而言语思想又都是由心所生、唯心所造。归结下来，心与言就是心理与言语，关联非常密切。言语是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形态之一，行为也是思想所表达出来的形态之一。思想是未经表达出来的言语行为，心里的思想一动，见之于行为，也可以施之于政治。如果思想是不对的、错误的，对于政治上的作为就有害了。这一有害的思想行为透过政治而发挥出来，问题就大了。所以一部法律的确立、一个政策上的措施，如果在事前不想清楚，不作周密慎重的深思熟虑，只顾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不考虑长远的后果，那是终究要出问题的。所以历代政治制度随时要改革，就是因为当初欠缺考虑，发现缺陷时必须再求改革。由此可知思想和言语的重要，也就了解了“知言”的重要。所以孟子最后加重语气说，假使文王、周公、孔子这些圣人今天能够复活，对于我这一段话也一定会肯定的。

孟子说到这里，等于对前面谈话所引发出来的许多问题作了一个小结论。不管是修养不动心的养心，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大勇、大智，乃至养气，都要先从理上着手。理路如果不通，做起来就不会有好结果，不会有成就。大家今天听我讲《孟子》也是一样，在事先事后都要拿原书来看一看，再想一想，不要听了半天，回过来问你们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刚才我问了几个人看书没有，还好上面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四种毛病都没有出现。但是有一点，回答还不够直率，因为问到你们时，咧嘴笑一笑，什么都没有说，这就表示没有看书。假如是真诚爽直的，就拿出能担当错误的勇气来，拿出负责任的勇气来，说“我没有看书”；没有看就是没有看，用不着躲躲闪闪，那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