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信仰层面上,您认为佛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什么价值和作用?

方立天:我经常思考佛家信仰的价值与作用问题。目前对于佛家的信仰还在发展,是正常、必然的现象,也是符合群众信仰需求的。大约20年前,我与季羡林先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次宴会,我问他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哪种比较好。季先生回答说:“佛家,因为它讲的道理比较切合人生与社会的实际。”他的话对我很有启示。

佛家对中国社会的正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调整心态。佛家讲“无我”,即不要太突出、太强调自我,这种思想对破除名利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都有意义。其二提高道德。如佛家的自我定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家”,说明它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要人去恶从善的道德性宗教,对道德建设有普遍意义。其三推动社会和谐。缘起论强调一切事物相依相对,适应当前时代的需要。佛家当然也有缺陷,如耗费巨资修庙、造像,一般信仰者倾向于单纯地烧香拜佛,缺乏对道德理念的追求。但总体来说,佛家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积极、正面作用占主流。

《学报》:信仰摆脱其盲目性,而变得有理性与节制,就要求信仰者能真正把握信仰背后深层次的思想和学理。您认为专业的佛学研究能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民众的佛家信仰互动并发挥范导作用?这种互动对两者未来的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方立天:学者要从三个方面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式。一要客观冷静、不带偏见和主见、从事实出发研究佛家。二要对佛家进行文化解读和诠释。这不是取消佛家信仰,而是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涵和特有优势,既有助于促进佛家人士素质的提高,又有助于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三要挖掘佛家内在的积极内涵,经过新的创造性转化形成新的理念,适应时代、人民的需要,推进社会文明建设。关于佛家,我形成了八个观念:缘起、因果、求智、从善、平等、慈悲、中道、圆融。这都是佛家能在当代发挥价值的进步理念。

学者与信众的互动对未来有很大影响,学界的客观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佛家文化品位,增加其理性成分,减少盲目性、极端性、狂热性,真正把握智慧、道德和利他精神。互动也有助于整个佛家健康良性地发展,促进宗教学术的研究,增强学界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丰富宗教学的内涵,在相互理解中促进彼此和谐,推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