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 佛学文献可谓浩如烟海,您多年来致力于相关文献的整理工作,对现代学术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能谈谈您所主持的相关工作细节和新进展吗?

方立天: 典籍是佛家传承的载体,它的整理工作非常重要,也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与一些同行合编了一套《中国佛家思想史资料选编》,对中国僧人与佛家人士的著作择其要者加以标点。这套书具有比较大的思想史资料意义。二是我自己校点了华严宗法藏的《金师子章》,作为他向武则天说法的内容,虽然篇幅不大,却具有重要意义。我从版本、标点、对勘、注释、经义和评述等六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撰成《华严金狮子章校释》一书,得到当时国□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的欣赏,并亲自为之撰写书评加以介绍。此后就很少介入具体的典籍整理工作,更多的是帮助和扶持年轻人做相关工作。

《学报》: 《大正藏》和《中华大藏经》是以往较为全面的汉语佛学文献总集中的代表。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和近年来文献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要在文献方面拾遗补缺,您认为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方立天: 首先,目前古籍数量还在减少,应对其进行保护。如北宋“开宝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木刻的《大藏经》,本有数千卷,印量也较大,且曾分赠给周边的佛家国家,但目前全世界仅剩十余卷,目前古籍的保存环境还不太理想,因此保护古籍非常重要。其次,仍然缺少完整的中国佛家典籍著作目录。对汉文写本和刻本佛典的整理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另外,从海外搜集佛典也很重要,如日本保存了大量典籍,但也还没有相关的总目,应对这部分资源加以利用。南传佛家典籍也值得重视,东南亚佛家与我国云南等地流行的上座部佛家属于同一系统,也能提供重要的资料。整理是为了使用,因此对佛家典籍,特别是重点典籍加以现代整理是努力的方向。此外,还要加强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

《学报》: 除了佛学原典,您也高度关注历史上重要的研究性文献,这些成果对今天学者研究佛学思想有哪些意义?

方立天: 历史上的研究性著作,如《三论玄义》和近现代一些学者型佛家人士的著作对当下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资料反映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过程,在事实考辨、思想观点和方法层面都有参照作用。相关研究可分为教内人士和教外学者著作。近现代佛学研究中,汤用彤影响巨大,他考证修改了许多佛家史上的重要观点,提出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的方法仍很重要。我也曾在《中国佛家哲学要义》“绪论”中阐述了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