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威辛灭绝营

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六千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

从近处看,毒气室及其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

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象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蘑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氢氰化物或称“齐克隆B”的结晶药物投下去．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的报酬．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250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0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113.5万人．1945年1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四百万．

医学试验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一个例子．

“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是搜集布尔什维克的头盖骨,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

“……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前,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

于是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

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二万九千四百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三十分钟．四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五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六分钟到第十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十一分钟到第三十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三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六十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三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试验至少延续了五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