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统计资料，在世界123个国家和地区中，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我国居第50位，高于斯里兰卡、缅甸、越南等国。

从受教育水平看，我国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比重，1982年为22.7%，居世界第60位；1987年上升到36.3%——如按这一比率比较，我国落后韩国26年，到2006年才能赶上韩国1980年的水平。

我国各级教育入学率的情况更属于世界落后水平。据1987年9省区抽样调查，6—14岁儿童在校率仅为76.7%，东邻日本早在1907年就普及了六年制小学教育。和日本相比，我国基础教育落后至少82年。

中等教育入学率1985年为39%，名列第80位，大大低于新加坡（71%）、菲律宾（66%）、墨西哥（55%）等发展中国家。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说，1984年在100个国家中，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百分比为4.4；美洲为4.1，亚洲为3.6，欧洲为5.4，大洋洲为8，而中国为2.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低低于刚果（5.4），低于埃及（4.9），低于几内亚（33），低于坦桑尼亚（4.0），低于约旦（7.8），低于斯里兰卡（2.8）。

我国用了40多年的时间将文盲比例从80%降到30%左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用了同样的时间，使文盲比例从1920年的68%降至1959年的15%。正是这样一种世界首屈一指的国民高素质和文化状况，使那一片辽阔的疆域承受了后来岁月中撼动世界的一系列巨变。1984年世界104个国家的统计表明，1万人中大学生的平均人数为126人。非洲平均为25.1人，美洲为184.5人，亚洲为142.7人，欧洲为175.4人，大洋洲为145.5人。而中国则为13.8人，远远低于亚洲、世界平均水平，远远低于阿尔及利亚（52.9人）、埃及（201.1人）、尼日利亚（23.9人）、伊朗（40.9人）、朝鲜（357.6人）、菲律宾（352.7人）、黎巴嫩（236.4人）、叙利亚（161.6人）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居倒数第17位。

笔者查阅到一份1930年的统计资料，或许能带给我们一点历史感，也可以从比较中得知至少在教育这一领域，别的国家包括一些穷国、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步伐要比我们大得多。

1930年世界27个国家的1万人中大学生数是：苏联17人，美国12人，荷兰14人，芬兰3人，意大利11人，日本6人，土耳其3人，印度0.3人，澳大利亚13人，中国1人。中国在印度之前为倒数第二。

1984年：苏联191.8人，增长10.3倍；美国179.5人，增长14倍；荷兰270.4人，增长18.3倍；芬兰249.3人，增长82.1倍；意大利206.5人，增长17.8倍；日本200.6人，增长32.4倍；土耳其86.3人，增长27.8倍；印度77.6人，增长257.7倍；澳大利亚239人，增长17.4倍；中国13.8办，增长12.8倍。

这一份比照资料告诉我们的太多了。日本人宣称，他们后来的发展得益于日本的“教育立国”的国策，即便在二次大战后的困境中，仍优先恢复和发展教育。在1930年时日本与中国的万人大学生数的比率是6：1；半个世纪后，这个比率变成了200.06：13.8了。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普及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日本在1978年时，中等教育入学率便已达到96.2%；古巴、朝鲜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走到了我们前边。就连印度、埃及、刚果、几内亚、塞浦路斯等众所周知的、据说经济状况在这几年远远不如我们的国家，在教育投入上，也超过了我们。

国家的穷富与教育投资比重当然有密切关系，但又不是绝对的。许多小国、穷国正在以尽可能多的财力投入教育，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