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道），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5分钟前解决的。”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一次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6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谈到了一件毛泽东奏凯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100万中国人去欢迎他。在那巨大的广场尽头，搭了一个高15英尺的大台，他从台后面登上阶梯，刚一出头来，100万人就掀起了怒涛般的欢呼，随着他的身躯全部出现，欢呼声越来越高。当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看见了这样一大群人时，他站定了一会儿，接着就突然双手捂着脸哭了。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参加了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但是我望望那张神采奕奕的英俊的脸，不禁感到惊奇，看来他是那么沉着和年轻。

我告诉他，我上次去上海是1936年。

“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前呀。”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我开玩笑说。

那一次宴会上，我们喝了中国香槟酒（味道挺不错），并像俄国人那样一再祝酒。我祝中国国运昌明，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