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芝加哥16岁的黛比·杜博斯从家里走了出来。她向父母挥了挥手，坐进了男友的黄色赛车。下午4点30分，医院来了电话，使黛比的双亲杜博斯夫妇惊恐万状：“你们的女儿遭到车祸，已陷入昏迷。”

杜博斯夫妇赶到医院时，黛比被宣布在医学上已经死亡。她的大脑停止了活动，全靠着呼吸器将空气压人肺里，以不断地将富氧血液压送到她那尚在搏动的心脏。她的父母在悲痛之余，想起了黛比曾写过一篇关于器官移植的学期论文，其中好几次谈到她愿把自己的各种器官以任何方式用于帮助别人。于是，黛比的父母允许将黛比的器官作医用。

下午5点10分。保罗·泰勒系在皮带上的信号机嘟嘟响了起来。泰勒是丹佛市科罗拉多大学医学科学中心器官移植计划署的协调员。他问了情况，放下电话筒，记下了有关黛比·杜博斯的所有要点。接着，他先后打电话给当时手术部部长兼器官移植署署长托马斯·斯塔泽尔和外科教授、手术部副部长哈尔格里森。这两位大夫是器官移植的先驱，曾给40多位一度绝望的病人换过肝脏，使他们恢复了健康。哈尔格里森负责捐献人那一方面，保证活器官的摘取；斯塔泽尔则负责将肝脏植入接受者体内。

下午5点15分。斯塔泽尔闯进了器官移植办公室。“查一下等待肝脏和肾赃病人的病例卡，”他发布命令，“找一找谁与捐献者的血型、抗原体一致。再看一看我们是否有需要胰腺的病人。”

下午6点正。丹佛医疗队赶赴机场，飞往芝加哥。与此同时，芝加哥眼科专家正在检查黛比的角膜，角膜务必在病人死亡后4小时内摘取。

下午7点正，哈尔格里森，他的助手和泰勒稳坐在飞往芝加哥的班机上，开始计划怎样安慰黛比的父母。哈尔格里森自己有七个孩子，深知这是他最难办的事。

同一时刻在丹佛，斯塔泽尔查阅了可能的接受人员名单。黛比的肝脏必须尽快地移植，摘取后绝对不能超过18小时。他记起纽约一对名叫詹宁斯的夫妇为了急切求医，来过一趟丹佛。他们12岁的女儿谢拉肝脏先天有病。两年来，她被隔离，以防那孱弱的身体受到感染后无法抵御。

斯塔泽尔比较了血型和其他内容，没问题，谢拉马上就可以接受肝脏移植。他拨动了纽约市詹宁斯家的电话号码。

下午7点25分。就在丹佛手术队飞往芝加哥的同时，詹宁斯夫妇匆匆打点行装，带上谢拉去飞机场，他们的希望之火在燃烧。

下午8点。丹佛。萨德勒家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等候肾脏移植有好几个月了。萨德勒每星期都得化费不少时间做渗析试验，不得不丢掉了固定的工作。也许现在他可以规划未来的生活了。

下午8点40分。怀俄明州夏延市的艾丽斯·威金顿接到了电话。“约翰，”她冲丈夫喊了起来，“我就要得到肾脏了！”

她迅速准备好了行装，拥抱了两个女儿。但当丈夫驾车沿州际公路向丹佛驶去时，艾丽斯哭出声来：“我得到一个肾脏，必定是有人死了。”

晚上10点零5分。飞机在芝加哥降落。泰勒想到了一个捐献者能为这么多人造福而惊叹。胰腺、肝脏、心脏、角膜、肾脏都可以移植。牙科医生能用骨髓填补齿龈凹陷，并为许多人治疗齿龈疾患以便于装配假牙。烧伤病人可以从取自腹部、大腿皮层获益，垂体腺中的生长激素可以帮助发育迟缓的青少年。内耳组织可帮助聋子复聪。取出这些东西后，仍可让捐献者家属举行开棺葬礼，无碍瞻仰捐献者遗容。

晚上10点20分。哈尔格里森一行3人匆匆步下飞机，乘车直奔芝加哥市区医院，初步检查了捐献者。手术室要到次日凌晨2时半才有空。在这段时间里，泰勒轻声细语地同黛比父母交谈，解释手术程序，取得了他们的签字。

凌晨3点。黛比躺在手术台上，她靠着呼吸器呼吸，血液在流动，心脏在搏动。但她只是一具“尚有心跳的尸体”。哈尔格里森迅速做了切口，检查她的器官一切正常。

凌晨5点。哈尔格里森终于小心翼翼地把黛比的肝脏取出，放进了一只消过毒的厚塑料袋并封好。然后，往冷却器的冰块上放一条消毒毛巾，把肝脏置于其上。

黛比的呼吸器仍在有节奏地“呼、呼”响着。一个小时后，两个肾脏被取出，分别浸在塑料容器的防腐液里。

早晨6点。哈尔格里森精疲力尽，出了一口气。“行了”，他说，“不再需要呼吸器了。”

开始，谁也没有动手。接着，他们慢慢地停下了机器。大家静默了一会儿。泰勒拿起了冷却器，3人离开了手术室。骨髓、垂体腺、内耳组织，以及皮肤，由助理医生继续取出。

早晨7点。机场上，泰勒请求对冷却器进行手检，不用Ⅹ光射线。检查人员打开冷却器问道：“这是什么？”

“肾脏。”泰勒答道。

“喔唷！”女检查员惊叫一声，挥手放行。

上午9点35分。哈尔格里森回到丹佛医院。连接黛比肝脏的每根动脉、每一根静脉、每一根脉管都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上午10点。斯塔泽尔、哈尔格里森和许多助手，靠着强力放大镜，开始对谢拉施行手术。他们在5个小时中，把铅笔芯一般大小的血管一根根连结起来。

下午3点。终于，大夫们看着肝脏恢复了光泽和硬度，开始产生胆汁了，大家相对无语。两位主刀医生疲惫不堪地退后几步，示意同事们接手进行缝合。

下午5点。斯塔泽尔和哈尔格里森在做完日常例行工作后，又回到手术室，参加移植医生韦尔和凯伯的工作。萨德勒一切准备就绪，等着接受黛比的左肾。在隔壁一间手术室里，艾丽斯·威金顿正准备接受黛比的右肾。

凌晨4点。两例肾脏移植手术共花了10个小时。这场与时间的激战，生与死的激战，至此已历时35小时。

次日，芝加哥。黛比的父母穿戴整齐，为女儿举行葬礼。殡仪馆负责人问他们开棺还是闭棺举行仪式。

“闭棺吧，”他们说，“可是我们想先看她一眼。”他们看着女儿，眼泪簌簌掉了下来。不过当他们想到由于黛比，许多人活了下来时，哀痛的心情得到了慰藉。

他们已经得知，一个瞎了3年的14岁男孩接受了他们女儿的一只角膜；另一个先天性角膜稀薄并有青光眼的孩子接受了另一只角膜。

一个月之后，泰勒与杜博斯夫妇取得了联系。他告诉他们，他们女儿的肝脏在一个长期卧床、活着等死的12岁姑娘身上发挥着功能。他还告诉他们关于接受了他们女儿肾脏的一男一女的一切详情，只是他们的名字，他代为保密。他并且再次向他们保证，他们女儿的姓名也绝不会泄露。

杜博斯夫妇感谢泰勒通报情况。

“得谢谢你们才对。”泰动答道。

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杜博斯夫妇从未见过面的人们，虽然连他们女儿的姓名都不知道，但他们要向她道谢，并为她的在天之灵祝福。

原作者按：本文人名除保罗·泰勒和几位器官移植大夫外，均作了改动。

（原载［美］《读者文摘》，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