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件制作”被当代西方评论家称为“第十女神”。与其他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九位姊妹神相比，她倒显得更为忙碌，更富有创造力。十九世纪的法国人丹尼斯·卢卡斯就是凭借她的神力，伪造出二万七千多份声称是阿基米德、犹大、恺撒等著名人物的手稿。由于他在一封伪造信中，竟把万有引力学说的创建者说成是帕斯卡而不是牛顿时露了马脚。美国的约瑟夫·科西，一位多产的伪件制作者，曾私自增添了林肯时期以前的美国历史的现存纪录。英国的威廉·亨利成功地复制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手稿，不料在他编辑莎士比亚的原作集时，败露了自己的赝品。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过不少伪件制作案，有的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下述是最有影响的三例。

反犹太人的假《备忘录》

1903年，最先在彼得堡一家报纸上透露，两年后又在一本俄文书中出现了一篇《基督教长老会谈备忘录》。它所透露的内容耸人听闻，描述犹太教最高领导暗中密谋独霸全世界。尽管只字未提他们于何时何地会过面，但依据这份“文件”，犹太人长老精心策划了一个邪恶的阴谋：“破坏政府的教育以腐蚀青年一代；通过铁钳般的手段控制人民；破坏百姓的家庭生活；反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怂恿穷奢极欲，取悦世人来阻止他们思考，煽起各国民族间的仇恨，把黄金都集中到犹太人手中。”这份《备忘录》一问世，就令人感到它将被证实是伪造的。《备忘录》的作者虽已无从可查了，但几乎可肯定它在某些方面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秘密警察有关。其明显动机是想使当时俄国激进和进步的组织丢脸，让人们把他们看成是犹太人阴谋计划的合伙者。1921年，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发现了《备忘录》的出处，所谓犹太人头头暗中策划阴谋的说法均出自一个名叫赫尔曼的德国作家在186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比阿里兹人》的小说。《备忘录》里的语言和观点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1864年出版的法国讽刺的作品《孟德斯鸠与马基雅弗利在地狱的对话》。

当获悉这份《备忘录》是假货时，就连尼古拉二世也拒绝批准官方利用它来做宣传。尽管如此，《备忘录》还是在俄国暗地发行开来，并被译成外文广为流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亨利·福特主办的周报《独立报》在连载的反犹太人文章中收编了这个《备忘录》，并以单行本出版发行了五十万册。电台牧师查尔斯·库格林向听众们也大肆宣扬犹太人的阴谋计划。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备忘录》的德语译文有好几种，其中一种竟不间断地出了三十三版。一个后来与纳粹分道扬镳的实业家引用希特勒那时对此的反应：“敌人的这些阴谋！无处不在的犹太人阴谋！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以我们的方式将其复制！”

几十年来，这份伪件从未消失，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在1975年被刺之前正好在照例向前来访问的西方旅游者免费散发这些《备忘录》。在欧洲和南美洲，只要那儿有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的丝毫复话，就一定有《备忘录》的存在。《备忘录》的出现和它所导致的悲剧以及更多潜在的毒素，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和极其卑劣的骗局。

保护教会的伪造“文件”

公元八世纪时，拜占庭帝国空前强大起来，君士坦丁堡制订的帝国法规似将要减小罗马及其教皇的影响。教会面临着可能被国家吞并的危险。然而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在754年象要魔术似地抛出了一份文件，这文件将有助于保护他、他的继承人以及罗马天主教七百年免于遭难。这份《君士坦丁的赠礼》，似乎是出自这位退位的罗马君王之手，他在312年转为信奉基督教。君士坦丁于324年决定离开罗马，移到了拜占庭，即后来的君士坦丁堡——这位帝王新的权力中心。根据《赠礼》，君士坦丁在离开罗马之前，提出将自己的王冠及权力让予波普·西尔威斯特一世，这个君士坦丁还授于“罗马、意大利及所有的西方势力范围中的城镇、地区、省份的教皇统治权。”这份《赠礼》的言外之意昭然若揭。尽管西尔威斯特谢绝了君士坦丁要他做皇帝的邀请，但《赠礼》上却留有余地：无论何时，这个罗马教皇在他需要时都可约见皇帝。从法规上来讲，是罗马使得君士坦丁堡兴旺强大，而不是相反。

直到15世纪，库萨的·尼古拉和瓦拉两位学者才以其独特见解论证了《赠礼》是伪造的。使其原形毕露的主要论据是：伪件中的措词与四世纪通用的拉丁术语根本不符。

模仿制作的“古诗译本”

1760年，在伦敦有一个名叫詹姆斯·麦克弗森的苏格兰年轻小伙子印制了一些罕见的古典作品，还亲自解释书名：“古代诗歌拾零，收集于苏格兰高原。译自盖尔语或爱尔兰语。”这本书的崇拜者们，包括麦克弗森的同乡詹姆斯·博斯韦尔亦慷慨解囊要翻译者去搜集更多的古代诗歌。第二年，麦克弗森为满足上述要求又出版了《芬戈尔》史诗共六卷，据说是三世纪时盖尔地区一个叫奥西恩的吟游诗人的作品。在1763年，麦克弗森翻译的奥西恩作品引起了一片赞扬和争论。苏格兰人欣喜地感到他们所拥有的文学遗产要比英格兰人的古老得多，辉煌得多。爱尔兰人很不情愿地看到属于自己的盖尔语的宝贵文化遗产被古老的苏格兰人窃去而抢先利用。除了民族沙文主义这个因素外，这本奥西恩诗集也为当时遍及欧洲大陆和英国兴起的反理性主义起了推波澜的作用。它证明了高尚的语言也能来自原始、卑贱的乡民。英国诗人葛雷(1716—1771)写道：“想象之神在几百年前就已详细描述过贫瘠、寒冷的苏格兰高原。”

在那样一个热情洋溢的时代，奥西恩的诗作是如此应时，以致即使没有，也有人会制作出来。于是麦克弗森就成了创造人。塞缪尔·约翰生——该时代的文坛盟主，在读到这些诗作时，就认定该译作是伪件。那明明是当代人仔细研究古代诗作的遗迹，模仿钦译《圣经》的调子写成的。

当麦克弗森的一个辩护人问及约翰生他是否认为现代任何人能够写出这种诗篇时，他回答说：“是的，先生。许多男女，甚至许多儿童都能写得出。”麦克弗森声称他有原始手稿，但却回避希望出示原稿的要求。当约翰生谴责这种“顽固的蛮横无理”为“最后的罪恶避难所”时，麦克弗森便派人送给他一封恐吓信。约翰生博士当时已是六十五岁了，不得不随身带上一根长的橡木棒自卫，甚至晚上睡觉时也棍不离身。

可袭击从未发生，麦克弗森继续声称他掌握着该著作的出处。他最终抛出了一些盖尔语的原件作证，后被证明是他本人拙劣的伪作。但后来这个问题却变成了纯学术性的了。整整一个世纪，麦克弗森的伪作一直吸引着许多激情未减的读者。在欧洲大陆，歌德赞扬过这些作品。拿破仑用奥西恩作品中的插图装饰他书房的天花板。麦克弗森在1796年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离约翰生博士不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