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追捕了四十年的战俘

我是德军隆美尔非洲师团的一名上士，1943年4月13日在突尼斯战役中被俘，我的家乡施魏德尼兹是德国的一个中世纪商业城市，父亲保罗是德国“帝国铁路公司”的一个车长，母亲艾玛是家庭主妇，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从小我就向往当个军人立功受奖。1942年春天，我被选送到海登堡军官预备学校学习，6星期的紧张训练，没想到其中的一门功课我终身受用：我们学习万一陷入敌境如何逃脱敌手。考试这门功课时，400多名同学八仙过海，各显妙招，然而最终都像赶牲口一样被全部逮送回来，只有我例外，用了最一般的办法出人不意地获得成功。

1942年4月中旬，我从预备军官学校毕业应征到号称“沙漠之旅”的非洲师团去，这是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的一支传奇式部队，然而没想到，我此行正好赶上打败仗，直至投降。

刚入伍时，我和家里一直有联系，被俘后，也未断过信件。可是末了这一段时间，我们却断了音讯。我相信，我的家人都不在人世了。谁知39年后，又得悉他们不仅当时健在，而且还跑到美占区好好地活着哩。父母亲直到六十年代故世时，依然对我的生还抱有信心……

逃出战俘营后，我跳上了一列经过此地的火车，3天后，当我鼓足勇气步出车站时，看见了站台上的标牌：圣帕德罗——加利福尼亚。

我打消了混到船上远走高飞的念头，而想在美国好好呆下去。加利福尼亚是美国的边缘地，集居着各地涌来的移民。但我得随时编好一席话。我设想自己是法籍加拿大人、荷兰人，有时甚至设想自己是聋哑人。有一天下午，竟不料时来运转。那天我壮胆去理发，理发师是从前线回来的大兵，他问我是不是挪威人，说我跟他在密西根州的妹夫彼得·彼得森很相像。于是，我走出理发店后，身份就成了一个挪威移民彼得·彼得森。

1946年新年的头一天，我坐上公共汽车离开圣帕德罗。我常常中途下车，找个临时工作搞上几天再上路，在美国西部游荡了近3个月。一次，我在小镇上干伐木活时，因小腿划破而被送进医院。当我苏醒过来后，就乘半夜时分溜掉了，直奔墨西哥边境。在国界桥上，我踌躇良久，最后还是决定留在美国。

我的新冒险地是位于加州中部的弗雷斯诺。

在弗雷斯诺郊外，我在一个刚从阿堪萨斯州流落到这儿来的移民家里呆了将近半年。男主人名叫但尼斯·怀尔斯，这个家庭和谐，富有生气。我们常常沿着河谷到俄勒冈州的梅纳德，或在田里为人收获作物，或在果园里采摘苹果。我从这种流动性和舒适的家庭生活中得出结论：不能长时间地飞马行空，独来独往，要多与别人有所接触，但这样必须抛掉“彼得·彼得森”这个假面具，它太外国化。1946年11月我离开这个移民区时，又成了“但尼斯·怀尔斯”，打那以后，我几乎都是以这个名字出现。

我原以为1946年是平安无事的，后来我才知道并非如此。由于美国政府清理废旧档案之举，我新近从联邦调查局领到了有关我的全部档案材料，方知道我之所以逍遥法外，只是由于当局没有找到我的确切所在，老是在我到过的地方守株待兔。有若干次，他们到了离我不到20英里远的地方。早在1945年10月5日。美国军方就提请联邦调查局发布我的通缉令，遭到拒绝。调查局要解决的大案多的是。1946年1月24日，军方再次要求时，又遭拒绝，直到1947年2月14日，联邦调查局才印行我的通缉令，分寄52个联邦调查分局，有关方面还将战俘营被撤除后寄到这个区的60万件邮信截住。以寻找我的线索，可是为时已晚，我已玩过2个阶段的隐身术，安稳地在斯托克顿的中央木材公司里干活。

1947年11月，我到了旧金山，在克灵顿餐馆打工。一天，经理拿了申请社会保险卡的表格让我填，我考虑再三，才杜撰了我的简历：出生地为纽约，教育一栏填的是纯属乌有的学校。胆战心惊地交出表格后，我精心研究了公路地图和班车时间表。一天晚上，我打开房门，发现了一张社会保险卡，我有了护身的真身份，成了名正言顺的但尼斯·怀尔斯。但我还是想离开这儿，到今日美国西部的一座第一流的滑雪场“糖碗”去。1947年12月，我到了“糖碗”，一呆就是若干年。我先是在厨房搞烘烤活，后来终于当上了滑雪教练员。

1952年1月中旬，大雪一直下了24个昼夜，一列西去的列车被大雪困在一个不知名的移民居段，几百名旅客陷入寒冷饥饿中，我自告奋勇，率领一支人马将食物与药品送到出事地点，还替旅客们发送电报，并拍下了一组第一手的“雪下火车”照片。这下，使我名声大震，1952年1月28日，在离诺顿不到100英里的几个城镇，每一家报刊都有放大的“但尼斯·怀尔斯”的近身照片。我回到希拉滑雪俱乐部时，做好了被逮捕的准备，没想到，我却被当作英雄而受到欢迎。

为了安全起见，我接二连三地换工作。这斯间，我除了在一些公司应聘工作外，还发明了一种铝质网球拍，但生意并不景气，这种超前的发明，常常是价钱不够付成本；有时我还为某一个店铺画几幅水彩画。日子就这样过下去。到1960年我40岁时，便百感交集。当了15当逃亡犯，即使较为安定，但总提防旦夕之虞，以致于我虽对女性有接触，也因怕露馅而罢休。现在人到中年，一种孤立无援的感受使我迫切需要安全和生活伴侣。

1964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在一个单身人舞会上认识了高个儿，红头发的简·伯格曼。我们一见倾心。简离过婚，有两个小孩。我对她的那种独立精神和热爱生活很中意，我没有向她如实相告以往的经因，我怕失去她。1964年10月，我们结婚了，开始了我最甜蜜也是最痛苦的新生活。

婚后，我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那么谨小慎微了。在经济上简整个儿地操着心，我也几经易业，终于和几位朋友筹办了一个“海景网球俱乐部”，我担任试拍员，还继续兼搞铝质球拍。

简开始对我的身世怀疑是1982年，简和我商谈要参加社会保险金这一公益事业。她着手写信与有关方面联系。要是我开头知道办这事还要出示出生证，是决没有那么热情。轮到办理我的出生证时，我对简一拖再拖，要不就是胡诌装聋，于是简就煞费苦心地越俎代疱替我去办。当她按我的说法向各处去信时，得到的回复皆是“查无此人”。简开始怀疑我得了精神病。敲响我们婚姻丧钟的时刻到了，我这一辈子过的都是这种人宁心不宁、外宁内不宁的日子，根源所在，是我竭诚地爱简，一直怕失去她。

简收拾她行箧要走了，我忽然如梦如醒。要是我一开始不是这样来串演一个假人多好。望着简脸上的泪珠，我明白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突然不顾一切地说出：我是一个逃亡犯……我歇斯底里地抽泣，眼泪像大堤溃决。

后来的几天，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简，她似乎一下子都理解了。简无条件地支持我，让我把自传写好立即向政府自首。

1985年9月，我这个希特勒在美国的最后一名士兵终于向美国移民自首了。

此后，简建议我写信给德国红十字会查找亲人的线索。过了1个月，我便惊喜地和远在5000里以外的姐姐用电话泪流满面地倾吐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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