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些青年人，常常谈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我听了感觉很新鲜，也很羡慕。我活了这么多年，过去竟没有发现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如何，位置在哪里。

现在用回忆的方法，重新发现一次。

我在小学读书，在中学读书，共12年寒窗，都是为了创造自身以后的价值和位置。当我高中毕业以后，第一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市政机关当雇员，价值是每月20元。位置是坐在一条破板凳上。第二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小学校当庶务，价值是每月18元。位置是在一个并不明亮的小窗户下面。第三次找到的职业，是在一个镇上当小学教师。位置提高到楼上，价值是25元。

虽然如此，在以上三个阶段，我仍然穿着长衫，戴着礼帽，那些衙役、校役，对我都点头称先生。走在街上，那些农民，如果有子弟在学校，对我都毕恭毕敬。

参加抗战以后，价值是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位置从固定，变为游动，常常走在路上，爬在山上，很难说是一份什么位置了。

土地改革时期，曾被当做石头，从一条众多人围坐的炕上，搬到一个人独坐的炕上，算是变换了一下位置。其实也没有受什么惩罚，受什么罪。

进城以后，我的价值是每月650斤棒子面。可以养家糊口，我的家属，第一次发现了我的价值。而且还有了稿费，用一个朋友的当时的话说，是“日进斗金”。这是社会发现了我的位置──作家。但不久就病了，有些人很为我的价值的即将消失伤心。终于又好了，伤心的不再伤心，又来了文化大革命。

一切价值都谈不上了，一切位置都没有了。我到食堂去劳动。有一天帮着师傅们磨豆腐，推磨棍的一端，应该有一块重东西──一块石头或几块砖头坠着。有一位师傅提议，叫我去填补这个位置。

这位师傅和我很熟，并且知道我有病。过去我偶尔到食堂用饭，他总是微笑着把我请到上座，也就是最好的位置，品尝品尝他做的饭菜。我吃完以后，赞美他的厨艺时，他照例地说：

“首长吃好了，身体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现在，他叫我坐到磨棍上去，是想和我开个玩笑，或者希望我从上面跌下来，形成一个大笑话。

有一天，我被派到招待所去砸煤。砸煤本来应该是在地上，监视我的人，却叫我到煤堆顶上去砸，这就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了，但总和位置有关。过去，在他们心里，我的位置太高了。

我原是这家报社地一名编委。文化大革命，有案可查的，就是我多年不上班。有人说，十年没有露面。推而演之，定为：白吃饭的人，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

糊里糊涂，四人帮垮了，三中全会开了，前不久还说我不劳而食的人们，又都说我贡献最大，是报社的光荣，建议我当名誉社长。虽然没有成为事实，还是给了个顾问的头衔。

我还没有死，以后变化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论曰：

价值与位置，是辩证的统一，其基础为经济与政治。通俗言之，即金钱与时运。一般人，不能自我发现，皆由社会或旁人发现。

西汉之末，有刘盆子，旁人发现他是皇帝。盆子执意放牛，不做皇帝。能这样发现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的，千古一人而已。

至于写几首诗，发表几篇小说，便吹牛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其不自量，无自知之明，是非碰壁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