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很复杂，这是朋友们一致的批评，因为我有的时候极理智，有的时候又极感情；有的时候很高明，有的时候又很沉潜；有的时候喜欢冲锋，有的时候又喜欢退让。我常细细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现在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点是有强烈的责任心。这大概得于遗传。我的父亲对于该做的事情从不躲避，有时正在发烧还挺着办公。但我还加上一重后天的学习，则是出于我的祖母对我的严格训练。我自幼由祖母抚养，她对我期望太殷，所以责备也独厚。我或没有得她的同意而买了糖食，或说了谎话和脏话，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错误举动，她必叫我把这事写上纸条，贴在帐子里，早晨刚醒就令我看着读，问我要不要再犯。因为自幼便有这样的训练，所以一生对于自己言行无处不负起责任，凡于良心（所谓良心，是责任心、正义感、同情心的一个集体名词）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妻子做薄佞郎，也不愿对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作痴聋把对方挡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为着良心的平安就断然做了。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坚劝我信教，他说：“凡人都有罪过，只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说：“我是一生不做罪过的，自己既不须忏悔，上帝也无所用其赦免。”这位牧师表示惊讶，仿佛这种人是不该有的，但我自问从小受了祖母的教训已达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在事业上对我作剧烈攻击的朋友，他有一次问我：“颉刚，你为什么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点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但你知道我专喜欢做吃亏的事情，是你已认识了我，你在道义上就不该攻击我了!”我有这样的责任感，我肯为人家牺牲自己，可说是我的优点，然而缺点即由此而来。大概这样负责任的人只该做一件事，因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费你全部的光阴。但不幸，我的责任感太强了，凡我所见到而人家没有做的事情我即引为己责，要凭我的情感拼命去干，有如宋朝陆象山说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又如孟子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这种话理学家说了当然见得他的气象博大，但要实干起来便非大规模的党团共同努力不可。而我呢，为了情感的横溢，好像野马的不可控制，样样事都觉该做，样样事都要负起责任；自己则既没有才，又没有财，又没有组织做后盾，结果哪一件事都只开了一个头而没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乱，精神也十分不安宁，于国无益而于己有损。真何苦来!现在我的年龄已不容我再浪费时间了，我必须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尽自己的责任心，再不该滥用我的责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种事务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在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拿这个理由来作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产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肮脏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泰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想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作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却是极端的旺盛。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的。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的知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订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需费加倍或几倍的时间，所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作一相对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迁，瓜州——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鸟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个从汉中出来的朋友告诉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就看出来了。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计日程功的， 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 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上列几点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迫我前进；但也为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后退。人家看出我的行为的矛盾，实即是我的内心里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壮年时代，理智和感情并强，所以表现的矛盾也特别厉害。现在我快到60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知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