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

使这些读者苦恼的问题，正是“同性恋”。同性恋存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阶层。历史上，不少国家对同性恋曾加以极其严厉的制裁，判重刑，甚至判死刑立即执行。也许这是人类中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的一个典型事例。到二十世纪，同性恋者的地位有所改善，它被开始当作是一种疾病，由“罪恶行为”变成“异常行为”。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开全国代表大会，更以58％赞成、38％反对、4％弃权，通过决议，把同性恋从“异常行为”中删除，同性恋第一次正式地被承认为“一种并非病态的性行为方式”。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国外有些地方的同性恋者活动很盛，以至有的教堂开始给同性恋者举行“结婚仪式”。然而，一种可怕的疾病，使得同性恋者的阵营在缩小。1981年，美国发现一种疾病，即获得性免疫缺损症（AIDS）。它的死亡率很高，而且主要发生于同性恋者之中。此外，淋病、梅毒、A型肝炎，B型肝炎、生殖器疱疹，细菌性痢疾、梨形虫病等，也都在同性恋者中间不断增加。这都使某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望而却步。

同性恋是不符合生物本性的，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性行为是与生殖联系在一起的。同性是不能生育的。同性恋在人群中的扩展，将导致种族繁衍上的严重问题。但是，也不能因为同性恋不生育而蔑视以至惩罚同性恋者。有相当一部分异性夫妇（其数量不少于同性恋者）是不育的，社会并不因此而责难他们；在计划生育的时代，绝大部分性行为也是与生殖无关的，社会不仅不责难，反而要提倡这一点。

当然，这里并不是提倡同性恋。同性恋者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疾病的压力，有种种后果。因此，根本不值得提倡。事实上也提倡不了。没有办法把一个“绝对异性恋者”变为同性恋者。正象没有办法把一个“绝对同性恋者”变为异性恋者一样。即便对同性恋者处以死刑的国家、民族或宗教里，也没有能够根绝同性恋。这里所要强调的只是，应该正视同性恋问题，并合理地对待它。

同性恋者的数目并不少。一些国家的调查结果使人震惊。美国政府的一项出版物中公布了吉伯哈德1972年的估计：成年妇女有过同性恋体验的约占10~12％，男性同性恋的发生率更高一倍，即约占20~24％！当然这是美国的情况，别的国家也许没有这么高。然而，即便按照民主德国施奈贝尔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说法，其数量也是很可观。他说：“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同性恋者占全体居民的3~4％，照此标准，世界上至少有一亿人是同性恋者。”

近年来国外对同性恋有大量的研究。1957年胡克尔首先对同性恋与异性恋作比较研究，证明两者之间种种心理测验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同性恋者在智力、体力、创造能力和社会生活方面，并不低于异性恋者。两个绝对同性恋者和睦相爱，并没有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是没有理由惩罚他们的。自然，对于那些强行和他人，特别是少年，发生同性性行为的人，是要严加刑罚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同性恋，而是因为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正象许多罪行严重的强歼犯被处决，并不是因为异性恋，而是因为严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摧残妇女身心健康一样。

男子同性恋中，可有一方心理和行为都显得女性化；女性同性恋中，可有一方心理和行为都显得男性化；然而更多的情况是角色互换。

虽然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至今对于同性恋的产生，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国外的精神分析学派设想是由于在儿童时期性心理发育受到障碍，出现了“异性恋恐怖”；行为学派则认为同性恋行为是后天环境影响而成；有的认为与遗传有关，同卵双生同性恋的同时发生率很高；有的认为与性激素的水平有关。近年来比较受到注意的是玛莫尔1965年表达的一种看法：“同性恋是心理动力学的、社会文化的、生物学的、情境的因素等多重原因决定的。”当然，也可以设想有的同性恋者是心理因素造成的，有的是体质因素造成的，有的是兼有几种成因。

几乎一致都认为，那些永远不会想到要纠正他们的性指向的绝对同性恋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仅仅那些主动求医的同性恋者，或许有可能治疗成功。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治疗方法有：用“系统脱敏法”消除对异性的厌恶感，用“厌恶条件反射法”产生对同性的厌恶感，用“行为约束法”控制行为，等等。

对于同性恋，也是“预防为主”。家庭的和谐；对儿童进行良好的教育，包括及时而适当的性教育；创造青少年之间异性交往的文明环境和条件等等，可能都有助于减少同性恋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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