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文学院地处旧城皇宫的后面，从它的一间十八世纪陈设的书室里向外眺望，斯德哥尔摩城最古老的广场历历在目，每逢星期四下午，瑞典文学院的六位老先生都要在这里聚会，正襟危坐地商讨他们肩负的一项神圣而棘手的使命——把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赠送给谁？他们面对着一排排来自世界各地的装帧精美的新书，就如面对着一桌五光十色的精神盛宴。正是凭了他们的鉴赏，一位文学家将要身价百倍……。

诺贝尔与文学

诺贝尔金质奖章上镌刻着一句话：“多么仁慈而伟大的心灵，人们仰赖他的发明与贡献，使得人类的智慧生活更见充实”。这自然是赞美诺贝尔的。确实，作为发明家和实业家，诺贝尔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却没有享受过爱情的幸福与家庭的欢乐。经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之后，他把受挫的热情全部投入到繁忙的事业中去了。然而，工作之余，无论是回到巴黎旅馆的客房，还是走进他自己空荡荡的高大宅邸，一种寂寞孤独之感油然而生。在这种时刻，只有他热爱的文学书籍才能驱散这一切阴影。诺贝尔阅读过大量的作品，他欣赏莫伯桑，喜爱瑞典诗人瑞德柏格，他尤其崇拜浪漫诗人雪莱。在巴黎沙龙的聚会上，每当与人们谈起雪莱时，他平时那种忧郁的眼神就会烟消云散，闪烁出年轻人的活力。他也动手写过不少诗文，如小说《最快乐的非洲》、讽刺喜剧《专利细菌》等，甚至在临终前的病榻上还写了一部四幕悲剧《报应》。

诺贝尔不以文学家著称于世，他的作品造诣如何自然另当别论。然而，他在遗嘱中将文学也列为一项，就毫不奇怪了。

评选过程与机构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文学院下设一个由六位德高望重的老院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每年九月，文学院秘书长向世界各地发出上千封提名邀请信。按章程规定，只有各国文学院院士、大学语言文学教授、历届文学奖获得者才有资格推荐候选人。评委会从回信中归纳出150人左右的初选名单，然后收集他们的代表作，逐一分析。这项庞大的“工程”主要由诺贝尔文学研究所担任。经过反复审议，最后由六位老先生亲自定夺，确定出一份5人名单，于十月中旬提交院部。每年十月中旬院部要进行一次性的不容上诉的投票选举。虽然在理论上这份5人名单对院部并无约束力，但实际上，获奖者总在5人之中，而且常常是榜首的那位。评奖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可以了解评审与投票的经过，获奖者只得到一个简要而抽象的好评，落选者永远不会知道落榜的缘由。

评选范围与标准

诺贝尔遗嘱要求，把奖金颁发给“在文学方面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后来由瑞典国王批准，将文学作品的范围扩大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了历史与哲学著作。所以，哲学家罗素和政治家、历史学家丘吉尔才在文学奖中占了一席之地。

诺贝尔的遗嘱自然就是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不过，真要逐字逐句执行起来也十分为难。什么是“最佳作品”？固然，有不少人写出了公认的世界名著而获了奖，可是也有一些文学匠却莫名其妙地被忽视了，如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哈代等等。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从一开始设立，就处在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

1901年瑞典文学院首次颁发文学奖，按当时文坛的众望，此奖非托尔斯泰莫属，可是评委会却把第一顶桂冠戴在了法国诗人苏利一普吕多姆头上。誉论大哗，首先抗议的倒不是俄国人，而是来自评委们的故乡——瑞典四十二位声名卓著的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托翁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安慰信，说：“此奖本应是您的。”但是托翁终身没有得到这一荣誉。近年来在西方颇负盛名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及日本的井上靖夺魁呼声甚高，但至今也还不见踪影。

瑞典文学院对于一切评论历来不予回答，不过私下也承认：“以往出现的偏差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不说谁得了奖谁就是世界上最佳作家，不过你得承认，我们是经过了一年的调查研究才慎重选出获奖人的，我们对每个候选人都有广泛的研究。”确实，尽管偏差难免，但是历年文学奖获得者毕竟都是令人嘱目的文坛健将，决非滥竽充数之辈。

专家的几点见解

鉴于诺贝尔奖的巨大价值及其评选过程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世上便有人潜心琢磨发奖规律，他们有这样几点看法：

一、文学奖属于老年人

历届获得者中，除加缪（法，1957)是在44岁得奖以外，其余的都年过半百。如泰戈尔（印度，1913，52)岁、福克纳（美，1949，53岁)、海明威（美，1954，57岁)、肖伯纳（英，1925，69岁）。1985年度的得主则是年过七旬的法国小说家西蒙。

斯坦贝克（美，1962)写出他的世界名著《愤怒的葡萄》后过了二十三年才获奖；而肖洛霍夫（苏，1965）得奖时距他写作《静静的顿河》已快四十年了。

二、政治因素不时影响人选

虽然诺贝尔基金会一再宣称，人选的决定绝不受伤何政治因素的干扰，可实际上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影响“评委会”的“健康”。例如波兰籍诗人米沃什是在1980年波兰工人运动日趋严重的时刻被授奖的。一位评委私下说，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获得1970年文学奖，并不完全是因为作品优秀，还由于他当时的处境危险。

三、对人性作乐观描写的作家易得奖

诺贝尔遗嘱中要求获奖作品应具有“理想倾向”，用这一点来衡量的话，像挪威的易卜生和瑞典的斯特林堡这些对人性作悲观主义描述的作家就绝不可能被选中。同样，英国名作家哈代就此而被忽视，而热情洋溢的约翰·高尔斯华绥（英，1932）等作家则易受青睐。

四、评委会洁身自好

尽管对于每年的评选结果，评论界总要争论一番，但是即便是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能指责评委会有什么营私舞弊的地方。聂鲁达（智利，1971）曾讲过一件事：委内瑞拉作家卡耶戈斯在拉美国家素负盛名，他的代表作品《唐娜·巴巴拉》在世界文坛上也是享誉甚高的，委国政府看到邻国的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和马尔克斯（哥伦比亚，1982）得了奖，不禁动心，便给委国驻瑞典大使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想方设法为卡耶戈斯弄到诺贝尔奖。于是这位大使四下活动，频繁地款宴文学院院士，邀请他们去委讲学，甚至还用西班牙文出版院士们的著作……评委会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一切。也许正是大使先生毫无节制的活动反而断送了获奖的可能性，因为本来在瑞典评论界的眼中，卡耶戈斯是“当之无愧”的夺魁者。因此专家告诫那些孜孜以求的竞逐者：切勿弄巧成拙。

五、过份偏重欧美文学

现在对文学奖有一个根本性的批评，认为它用西方社会的文学标准和价值观来衡量一切，这有悖于诺贝尔遗嘱中“不分国家、不分民族”的原则。迄今为至，阿拉伯地区及非洲还从未有入选者；八十多年来，拉美国家只有四人得奖，而亚洲只有两位。绝大部分获奖者都是西欧作家和美国作家。

近年来法国文学院曾数次提名我国著名作家巴金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现任基金会主席拉梅尔男爵说过一句话：“在评奖问题上无论怎样评总会有不同意见的，但这恰是设奖的一大好处，它有助于世界都来关注这项成就，而这就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又为人类的探索开启了一道未知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