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婉含蓄

外交语言是一种温和婉转的说词（Gentle Understatement）。有人说，它“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直言快语，虽属坦诚，然常为外交家所忌。

三国时，曹操率军83万南下征吴。未动干戈，先致檄文，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不说征讨而言“会猎”，寓威胁于堂皇的辞藻之中，可谓古代外交语言的佳作。某些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这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这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和越南曾进行秘密谈判。当时，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要穿过，但在遥远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丝亮光。”他以此来比喻谈判的艰难复杂的进程。

有时外交语言的含蓄性还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俄罗斯农民，徒步跋涉前往一个荒僻的乡村。他知道方向，但不知道距离。当他穿过一片桦树林时，偶然遇到了一个枯瘦的老樵夫，就问他离该村子还有多远？老樵夫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农民吸了一口气，把褡裢换了换肩，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道儿，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莫名其妙，转身问道：‘那你干吗刚才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比作“老樵夫”，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伟大的废话”

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或许也是一种本事。有人把某些外交语言戏称为“伟大的废话”，并非全无道理。

外交官肩负维护本国利益和促进与外国友好关系的重任，说话自然必须字斟句酌。正如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所说，一位外交大臣“讲起话来既要避免陈词滥调，又要避免言词失当”。而在不能说或没得说但又非说不可的情况下，外交官就只能说起“废话”来。说的本是“废话”，但让别人听起来又不像“废话”，有一个办法，便是“新瓶装旧酒”。外交官说话，有时讲究说得笼统，说得一般。于别人，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这可能是经多年磨练而成熟的标志。古代威尼斯的使节所得到的训令是：“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

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文件成灾，“废话”充斥，这个致命弱点也为人们所公认。在每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代表团总要把同样的话在各种场合重复好几遍。有些会议老手常以瞌睡来抵制这种“折磨”，但又怕被摄入镜头，于是就闭目养神，似睡非睡。有一回，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因其进入了梦乡，未能请下一个代表发言而引起哄堂大笑。

避免“直接说谎”

外交语言常被滥用，其等而下者就是谎言。为了本国利益，某些外交官有时把外交语言同谎言等同起来，不择手段。

在所谓的西方“传统外交”时期，外交官说谎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十七世纪时，英国大使亨利·沃顿就曾赤裸裸地承认，“大使是一个被派到国外为了本国利益而说谎的诚实人”。十九世纪时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甚至说，“就我的策略方面来说，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

在现代外交中，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官继承了说谎的传统，也发展了说谎的技巧。现在他们讲究的是避免“直接说谎”，也就是技术上不说谎。

1961年4月13日，即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5天，肯尼迪曾公开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决不插手、干涉以促成卡斯特罗的垮台，他将尽一切可能“保证美国人决不卷入古巴周围的反卡斯特罗行动”；同时他反对“从美国”发动一次攻势去反对卡斯特罗。肯尼迪的这番话说得很妙。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说谎，4月18日在吉隆滩登陆的没有美国人，而且这次攻势也不是从美国而是从尼加拉瓜沿岸的岛屿发动的。但从根本上说，肯尼迪是说了谎的。因为这次反卡斯特罗的入侵行动是在美国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的。

粗俗不可取

外交语言一般是温文尔雅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且不说当年拿破仑是如何当着奥地利全权代表的面怒骂奥地利“是个老婊子，已经习惯于被人强歼”，即是今天，在外交中脱口说出粗暴鄙俗的语言也不乏其例。

1959年7月，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前去苏联出席美国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同赫鲁晓夫作了一次著名的“厨房辩论”。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有关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臭极了，臭得像刚屙下来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尼克松知道赫鲁晓夫青少年时期当过放猪娃，就反唇相讥地说，“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是搞错了，比马粪更臭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猪屎。”

越南外长阮基石的外交语言，其鄙俗程度更是等而下之了。他曾在记者招待会上，把他同泰国外长的关系比作“夫妻关系”，说：“既是夫妻，总应睡在一张床上”。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1983年10月6日，阮基石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反对中国在中苏磋商中提出消除包括柬埔寨问题在内的三大障碍，他说：“当然不同意”“邻居拿我的老婆和孩子做交易”。阮基石的自作聪明的回答引起记者们哄堂大笑。

中国的特色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有其自己的鲜明特色。我们以“信”为本，说话算数，很为外国友人称道。中国的外交语言一般比较质朴，不矫揉造作。这是我们的长处。也是我们的风格。

周恩来总理使用外交语言的艺术是很值得推崇的。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下飞机后尼克松主动同周总理握手。周总理对尼克松说：“你的握手跨过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跨过了没有交往的25年。”这句话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世界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的午宴即将结束时，站了起来，手持酒杯，向各团长敬酒。当他来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坐处时，向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祝酒说：“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只在于，你们长胡子，我们不长胡子。”卡德尔把毛主席的这番话理解为“以某种方式表明，他愿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清帝康熙在《庭训格言》中写道：“凡看书不为书所愚为善”。借用这句话于外交，不妨说：凡外交不为对方之言所愚为善。也就是说，听其言，观其行，从含蓄中识真意，从废话中辨实质，不为虚伪和谎言所迷惑，也不为粗言暴语所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