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老人拿了两千元来店里，说是还钱。

母亲请客人稍坐，随即进房拿出一张泛黄的纸，交给老人。老人只欠身说：“对不起，拖了这么久才来。”便离去。

母亲望着老人似乎挺直了些的背影，缓缓说出那一箱满是借据的故事。箱里最多的，是芭乐票，从1972年一张56元的直式支票，到前两年一张20万元、堂哥拿来调头寸的客票；还有正式画押的文言文借据，也有文句不通的便条借单；互助会会首立下的重誓还款书也不少。一张张或黄或白的纸，规矩地躺在一起，金额有大有小，票主有男有女。至亲好友，当初诚心签下姓名，如今大都行距不明，生死未卜。

那箱记载父母开店30年的历史，除了证明人善被欺、留下被背叛的记忆，我实在想不出它有任何珍藏的价值。

母亲说：“留下这些，并不是期待这些人会来还钱，而是重在信义。”

“每一张纸都代表当事人当初的一个难关，既然有能力帮他，表示当时我们比他好过；他至今不还，可能生活还差；若真是恶意欺骗，我们也没因此少块肉。这些人不是来偷、来抢，他们是拿信用来换。人一生的情债还不清，只有钱债，虽易忘，却也易还。”

“像刚刚那位老人，是你祖父辈，20年前上台北跟你父亲借钱，那时家中米都没有，你父亲把结婚戒指当掉，又把当月该交的货款先凑给他，他当场写下借条，说隔两天就还。这一隔，就是20年，他也分文不差全额还清。”

老人在他发苍之年仍记得这事，我们也将亲手写下的信用原封不动交还。

我想，母亲会更坚信，要好好保存那只责任重大的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