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哥哥在40里以外的县城读书，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已经让父亲难于支付。

待我考上省城的初中时，那种荣耀与喜庆很快就变成了一团愁云忧雾，笼罩在我家屋院的上空。

我已经不能像哥哥那样，有一套新被子新褥子新床单，只能将一条旧被子卷成卷，背进了省城西安市的学校。

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每周往返一百多里，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但我并未意识到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人远比搭得起灶的人多。

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和灌溉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

卖树所得的票子全部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了书籍课本、作业本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

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挑到集镇上去卖。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1.5元，这些钱也由相同的渠道花掉了。

那一年的寒假，我回到家，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的变故了。弥漫在村巷中的新春喜气与父亲眉宇间的忧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直到大年初一的晚上，父亲说出了谋划已久的决定：“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你得休学一年，一年。”

我没有特别的惊讶。在整整一个学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惧怕星期六回家。我不忍看到我说出要交的钱数时父亲脸上的忧戚。

父亲接着讲了他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就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父亲安慰我：“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手里捏着一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及意见的申请书，敲响了教务处的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办公桌上填写表册。

“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她抬起头来，惊诧地看了我一眼，接过我的申请书看着，“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嗯。”“不休学不行吗？”“不行。”“亲戚全帮不上忙吗?”“亲戚……也都穷。”

她轻轻叹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蘸水毛蘸上墨水又停下来，用一双浮现着忧郁气色的眼睛望着我。

我突然意识到由于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之间，她是最不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只是一个抄抄写写的职员。

“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她说，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再也没有开口。她把休学证胆放进我的书包。“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复学。”

她送我出去，迎面都是捧着新课本的同学。我心里很不好受，低着头匆匆地走。

我回头看她，猛然看见那眼眶里溢出泪水，像雨雾中正涨溢的湖水，我咬住嘴唇，深深地鞠了个躬，赶紧转身跑掉了……。

25年后，卖树卖树根供我读书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对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高中毕业我名落孙山，曾猴急得怨天尤人：“全倒霉在休那一年学……”1962年我毕业恰逢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减了。

猛然间，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上的泪珠，于是向父亲讲起那一串泪珠般的经历。

已跨入黄泉的父亲安然地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给我……说这女先生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