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有许多次，命运都对他说：给我倒下！但他终于没倒。是的——

“文革”开始时的那一批在校中学生，后来都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称谓——老三届。他们和祖国一起，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动荡而严峻的十年。今天，他们已经或即将步入中年。

历史给他们留下了什么？

他们将给历史留下什么？

内蒙古草原，最怕春天的暴风雪。蓝天万里，阳光明媚，脱去了一身厚重的冬衣——刹那间，白毛风裹着雪粒铺天盖地而来，骑在马上看不见马头，身不由己地被刮出百多里地。有几次，他在夜沉沉、雪茫茫的大草原上走着，走着，不知道什么方向。累极了，累极了，每挪一步，就像爬一面陡壁。倒下吧，倒下来躺那么一会儿……只要一倒下，什么都结束了。他终于一次又一次从大风雪中走出来。

一生中，有许多次，命运都对他说：给我倒下！但他终于没倒。是的，只要自己不倒下。

他叫谢小庆，男，三十四岁，北京三中六六届学生。

还有十天，他的刑期就满了。

1980年10月18日，在北京的一条大街上，他砍了妻子一刀——她脸上裂开了一条十二厘米的伤口，地上顿时殷红一片。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凡是了解他的人，那怕是最富于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一名刑事犯。后来了解了这桩伤害案的人，也许会从道德上、社会学上对它作出各种评判，但事实是他触犯了刑律。

这位北师大心理系的高才生、系学生党支部书记平生第一次躺在拘留所一间小房里。那一刀下去后，他的全部怨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巨大的愧悔和深深的负罪感。他一生遇到过无数逆境，唯独这一次是他亲手酿成的。

他五岁时，父亲以“胡风仮革□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他成了“贱民”。九岁那年的“七·一”，少先队发展新队员，红榜上有他的名字，后来又被勾掉了。辅导员说：你家庭出身不好，还要考验。初中时他已学完了高中的数学。但他没指望上大学，他觉得，他那样的人，只有像邢燕子、侯隽那样，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才能使自己成为对祖国有用的人。1967年10月，他和一批同学去内蒙古插队。其中有一位比他大三岁的女同学，七年后成了他的妻子。他说，她是那一百多个同学中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的方面都是最出众的一个。逆境中，她给他以坚强的信心。

尽管他抱着那么一颗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心，人们并没有忘记他那“仮革□”的老子。他没有资格参加基干民兵，更没有资格得到一支神圣的枪，不用说，参加征兵体检的资格也没有。但他不屈地干着，他笃信：不论外界对我怎样，我活着，就要为这个社会，为我周围的人干事。他怀着近似宗教圣徒的感情，学蒙古语，穿蒙古袍，学习各种畜牧知识和技术，调查草原资源。不久，他成了一名骁勇的骑手，套马技巧极棒，他成了一名兽医，一名配种员……有人劝他，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怎么干也干不出名堂来的。他说：“我要用我的头颅，去撞唯成份论的大门，哪怕撞得血迹斑斑。我已决定把我的一切交给大草原了。”他真诚的行动感动了真诚的人们，乡亲们已经忘掉了他的汉名，全叫他“乌日根达籁”，意思是“宽阔的海”。后来，他成了那儿唯一的汉族大队干部和那一批知青中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77年，一块儿下来的一百多人已所剩无几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被都市的喧哗纷扰着。10月，妻子也离他而去，病转回到了北京。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思想上的差异和感情上的隔膜。1978年4月的一个夜里，他为队里办事，顺道回到北京。他见到她，她提出离婚——如果他不回北京的话。他在春寒料峭的大街上转了一夜。最后，他妥协了。为了珍视那么美好的爱情，也为了孩子，他答应考大学。但是，回内蒙古后，他却在报名登记表的十个空档中，只填了内蒙古农牧学院一个。旗里负责招生的同志认为这样不严肃，越俎代疱，在重点大专院校一栏里填上了北师大心理系。于是这个好心人笔下的几个字，决定了他后半生的生活方向。

1978年9月，他怀着复杂而惆怅的心情。离开了他生活了11年的大草原。

两颗心越来越疏远了。两颗心都在痛苦。因为他们毕竟那么深地相爱过，毕竟还有着割不断的牵挂。

“爱，使他们恨得那么深。”他引用了一句罗曼·罗兰的话。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折磨后，由于某一件事的触发，前面说的那场悲剧发生了。这个有着那么严格的道德规范的理想主义者，干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他自己也不能原谅的蠢事。

开始，学校只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因为她没有起诉。她对公安人员说：这事属于家庭纠纷。领导处分后，在感到深深自责的同时，他继续领导他发起组织的“高考研究小组”，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对高考试卷进行统计分析。他们的研究报告获北师大学生论文比赛一等奖，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百科知识》《北方论丛》上发表了。他又独自撰写了《测验里的科学》，发表在《百科知识》上，《新华文摘》转载了。

1981年3月，他们离婚了。由于种种原因，她在10月提出上诉，“家庭纠纷”变为伤害罪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1982年1月，是谢小庆人生途中的又一个暴风雪之夜。1月14日，学校对他宣布了开除党籍的决定；同月，她又结婚了；他也接受到了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助教聘书、助教工资提供保证单及出国签证。6月，他被司法部门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家庭没有了，党籍、学籍没有了，出国的机会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前途似乎也没有了。然而他并不责怪她，并不怨恨学校，只是切身体会到了法律的尊严。“这次我要是倒下去，我就在内蒙古白呆了十年。”这曾经是他被送进拘留所中多次想到的话。他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分别制订了判刑七年、五年、三年的学习计划。

判刑后的那一段时间，他怀着一种近乎宗教教徒般的赎罪心情在学习、写作、看待人生和社会。他用一种更广博、更深厚的爱来看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渴望再一次为她们奉献。他读小说，看电影，常常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得到这样的处罚是罪有应得，要不然，由于留在她脸上的那一道刀疤，将会使他的良知和道德永远不得安宁。

在紧张的读书写作的同时，他还出去打零工，到科普出版社当编辑，到教育心理学院当翻译，每天都忙到深夜。这段时间，他遇见了许许多多温暖的心，这一点，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说：“积我三十多年的经验，我每次都是捧着心和人交往，每次都换到一颗心，经常会换到一颗比我的更珍贵的心。

1983年4月，他以戴罪之身受聘前往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专业任教。让一个没有文凭的刑徒登上大学的讲台，他至今谈起来还感慨万端。

他去华中师范学院后，同时开讲了两门新课：一门公共心理学，这是对学生讲的；一门心理测量学，这是对教育系老师讲的。与此同时，他还在数学系听三门课：测度论、概率论、数理统计，并开始自学日语。此间，他的《自己查智力》一书出版了，另一部书也脱稿了。他的论文《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认识意义》，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上。除了讲课和到食堂打三餐饭，他整天整天坐在那张小桌前。他在心理学、哲学和数学的领域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奇妙的境界。

1984年10月——也就是他刑满之前八个月，他收到了北京两所大学的信，希望他能去任教，正式的。

知道这件事后，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章开源教授亲自挽留他，并当即派人到省委组织部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

为了感谢华中师范学院的知遇之恩，他终于放弃了北京更优惠的物质条件，留下来了。这位三十四岁的父亲，带着自己十岁的儿子，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武汉，重新建立起自己事业的框架，继续为他所深深热爱的祖国和周围的人们干事情，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还有十天，他就要从这场漫长的暴风雪中走出来了。他没有倒，只要自己不倒，便永远不会倒的。

他说，在他的体验中，如果有点什么可以向青年朋友们说说的话，那就是：人的一生，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挫折，小到受一顿批评，大到像我这样，或更大。但它们只能临时、局部地改变生活轨道，只要你自己不倒下，他们改变不了你总的方向和最终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