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又皱着眉头俯身在拾地上的碎纸屑了。其实他从不追求房间的过份清洁，家具也不讲究，但求实用大方。地上也并不是点尘不容。可是他讨厌纸屑果壳随地乱丢。对他来说，整个房间大约就好比一个画面，他不能让画面沾染污秽。

我早已知道父亲有这习惯，可是这一天代他拆读者来信，信封头上撕下来的一小条纸失手落在地上。就这么一小条，我也懒得拾起来往字纸篓里丢了。可是一转眼，又劳老人家弯下腰去拾。我不好意思，随口作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声明：“喏，只不过是刚才那封信上撕下来的一小片纸……”“你把它装回信封里就好了。”在这种时候，父亲总是以积极的建议代替消极的指责。他教了我这个好办法。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我至今还牢记在心，而且一直采用这办法。从此，地上就再也见不到信封头了。

我为父亲准备画具，在桌上铺好宣纸，把浸透墨汁的毛笔从铜笔套里拔出搁在砚台边上。没搁稳，咕噜一声，圆杆的毛笔滚到砚台一侧，正好落在一本书上。书封面被毛笔弄脏了，多可惜！我慌忙把毛笔拿起来重搁，但圆笔杆还是在砚台边上滚动了一下……父亲看到我这狼狈相，便伸手拿住毛笔略微往后移一下，说：“你要这样搁，把笔头毛的部分搁在砚台边上，就不会滚动了。”

父亲在生活中的小办法确实不少，也真能解决问题。一只茶几放不平，咕咚咕咚地摇晃。对此，我们往往视若无睹。他却看不惯，立刻从抽斗里拿出平时收拾着备用的零星硬纸片，折成厚薄适当的、比茶几腿的横断面略小的方块，塞到茶几腿和地面之间。塞稳了还不算，再端详一番，如果那纸片露出一条白色，外面看得见，他必定还要取出加工：给纸片涂上与茶几腿相似的颜色。

父亲不能容忍他房中的镜框挂得哪怕有一点儿歪斜。他的目力比尺还准，不用量，一眼就看出。而且斜了非马上纠正不可。如果旁边一时没有人可叫，他宁愿自己端张凳子爬上去，立刻把它移正。父亲桌上和抽斗里的用具，井然有序，从不乱丢乱放。

“我的小剪刀呢？”有一回父亲皱起眉头问。

“哦，刚才我拿去剪东西，忘了还……”我立刻跑到另一间房去拿来放回原处。

“从哪里拿的东西，就要放回哪里，要归原！否则下次要用就找不到了。”

正因为父亲样样东西都“归原，”到他房中去拿个橡皮、拿把小刀之类特别方便，我也就常常去动用他的东西。不过后来渐渐地受他影响，自己也制备了一套有固定位置的常用工具。现在，该轮到我教自己的孩子“归原”了。

有这么一回，父亲叫我给客人盛饭。我盛好后，单用一只右手端着饭碗送到客人面前桌上一放。父亲不满地朝我看一眼。客人走后，他把我叫到跟前关照说：“以后给客人送茶端饭时，一定要用双手奉上，不可用一只手象随便扔给别人似的。如果另一只手一时伸不过来，只能用一只手，至少也要对客人声明一下：‘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抗战期间，我家颠沛流离。正当学龄的我们，读书颇成问题。父亲总是尽力抽时间教我们一些文化知识。1940年，我家来到遵义，住在郊区的罗庄，生活比较安定，父亲就利用每星期六的晚上为我们举办家庭文艺会。起初他从城里买来五元甜的咸的零食，供我们开会时享受。他称这文艺晚会为“和谐会”（按我们家乡音，与“五元会”的音相近似）。不久物价涨了，要买十元才够吃，于是改名为“慈谐会”（与“十元会”的音相近似）。在会上，父亲讲各种各样的知识给我们听，有时讲一个故事，要求我们会后写成作文，等等。

父亲教我们读古文诗词，在我们学龄时期自始至终未曾间断。我的姐姐们和大哥一直由父亲亲自教，我和二哥则起初由姑母教《论语》、《孟子》，后来由父亲教我《古文观止》和诗词等。无论谁教，都严格要求必须朗读并背诵。这在当时使我们深感累赘。我们不情愿地扯着嗓子反复诵读一些佶屈聱牙的句子，也不管是什么意思。现在却体会到这种“强制教育”大有好处。不仅教会了我们古文诗词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素养。如果当时我是一块海绵，今天一定得益更多。可惜我是一块硬梆梆的顽石，水从我身上流过，只湿了一层外表。尽管如此，总算还有一鳞半爪的古文知识留剩到今天。

到我十八岁时，父亲已把我看作成人，不便再对我进行强制性的背书教育。但他仍然希望我背一些古文诗词。希望和强制可就不一样了，我懒得每天大声朗读，哪里还背得出呢！

做父亲的却一片苦心，想方设法给我提供阅读的方便。那时我家住在杭州西湖边上。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傍晚，父亲没有出来乘风凉，独自戴着老花眼镜伏在桌上写小字。我走进房去，只听见蚊子嗡嗡地围着他转。

“爸爸，你在写什么呀，怎么不出来乘凉？”

“屈原的《离骚》，我给你写在扇面上，挥扇的时候读它几遍，今年夏天就可以把它背出来。”父亲边写边回答我。

我一看，扇面上已经写上许多细小的钢笔字，全部《离骚》要结束了。我被父亲的精神所感动，这一年夏天经常把扇子随身带着，一有机会就读。可是《离骚》实在太难读了，我这不争气的女儿终于缺乏毅力，过了一个夏天，背起来还是结结巴巴。到了现在，更是忘得干净，勉强背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后再也背不下去了。

那把写着密密麻麻的细字的扇子，二十年后在“文革”中抄家时被抄走了，但父亲对我的教育永远不可能从我心中被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