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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哈德逊河畔，有一所大教堂。白色的石墙上，雕刻着人类有史以来六百位巨人的肖像。有贤哲、君王、大将、智者，还有14位科学家。其中就有提出相对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据说，筹备雕刻的时候，曾请各国的著名学者推荐十四位科学巨人。寄回的名单很多，选的人也各不相同，但是每一份名单上都有这个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是，14位科学家中唯一活着的巨人，在洁白的墙上，对着前来向上帝祈祷的人们，投下了怀疑的目光。
现在，1952年，这位巨人已年近古稀，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人类的痛苦，使这张布满皱纹的脸孔，染上了悲哀的色彩。
爱因斯坦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每天大约十点半，他都要步行到高级研究院，对着他写在小黑板上的一行行公式出神，他又陷入无休止的研究中。中午，他步行回家。下午，他处理书信事务，或者接待客人。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再拉小提琴了。这位当年的第一小提琴手写信给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时王太后伊莉莎白：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类似的感受。”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晚上9点，爱因斯坦接到了以色列大使的电话：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他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之命前来探询。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呢？”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你能胜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好意感动了，他很少这样激动。他想到的不是自己，是在想怎样才能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又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他决定立即动身去华盛顿。见到了大使后，简单地、几乎是恭顺地向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1955年，最后的日子来到了。
4月11日，最后一次在和平主义宣言上签名。宣言是由英国哲学家罗素起草的，呼吁一切国家放弃核武器。
爱因斯坦老了，身体越来越糟，他知道时间不长了。他有时想到死的问题。对于任何问题，他都希望得到一种简单、和谐、合理的答案。对于人人都要遇到的问题——死，他也找到了一个简单、和谐、合理的答案：是的，人人都要死的。在这一点上，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政治家说什么人人生来平等。亿万富翁和乞丐之间，哪有平等！富贵的白人的孩子和贫穷的黑人的孩子，从他们来到世上的第一天起，就是不平等的。在上帝面前，他们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死神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是的，人人都要死的。死，是最终的解脱，永恒的自由。死，解除了我们身上的一切枷锁——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无形的。谁看到过死人痛苦呢？只有死人和没有出生的人，才不必惧怕明天的不幸和灾难。可是，人类普遍惧怕死。实在没有道理。只有个体生命的结束，才能保证物种生命的延续。大自然安排得多么巧妙、多么合理，可是大家都怕死。真是愚蠢。然而，即使知道死不可怕，人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对死的惧怕。又是一个难解的谜。世界上、宇宙中、有多少难解的谜啊。……还是抓紧时间工作吧。”
4月13日，爱因斯坦病倒了。主动脉瘤已经扩散。医生曾在几年前就关照他注意身体健康，主动脉随时有可能破裂。当时他说：“让它破裂去吧！”
今天，他问医生：
“死亡的过程可怕吗？”
医生说，或许没有什么痛苦、或许要痛苦几分钟、或许几小时、或许几天。
4月16日病情恶化。这期间，爱因斯坦常常不让注射吗啡，坚决拒绝一切外科手术。
“我想去的时候就去了，用人工的方法延长寿命，实在没有意思；我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我去的时候，我将平静地等待死神。”
爱因斯坦谈到自己身后的事情，他说，切不可把他的住处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他在高等研究院里的办公室一定要让给别人使用。他希望，除了他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他的一切都将随着他一起死去。
4月17日夜，他睡着了，他太累了。4月18日凌晨1点10分，护士小姐注意到爱因斯坦呼吸异样，她叫来了另一位护士，帮忙支起床头。爱因斯坦此时嘴里在说着话，听不清楚讲些什么，但知道他在讲德语，这是他父亲和母亲的语言。爱因斯坦决不原谅德国人，自从他确切知道纳粹匪徒屠杀了占欧洲犹太人总数一半的他的同胞时，他便和德国人一刀两断。从此，他失去了祖国的语言，这也是他终身热恋着的语言。最后他深深呼吸了两下，像是带着忧伤，便溘然长逝了。此刻是1955年4月18日凌晨1时15分。他终年76岁。
上午8点，电迅传遍全球：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
爱因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嘱咐家人，不要举行葬仪，不要设立坟墓，不要建立纪念碑。
下午两点，尸体运到了普林斯顿的马瑟丧葬场。没有仪仗，没有花圈，没有乐队，没有悼词。没有演说，只有最近的几个朋友。90分钟后，尸体火化，骨灰撒在一个未透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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