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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死因之谜
来源:福建青年 作者:朱秋枫

弹伤遗祸根

缘由得从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说起。当全体中央委员在中央党部礼堂前摄影留念之时,一个混在记者队伍中的刺客突然站出身来,向坐在前排中间的汪精卫连开数枪。汪的脸颊和前臂上中了两弹,皆擦皮而过,未成大伤。唯有一粒子弹正好打在汪的脊椎骨间。汪虽然没有丧命,但当时医疗条件有限,要取出这粒弹头也不容易,便让它留在了体内。那么行刺者是谁呢?原来这人本是十九路军的一名班长,名叫孙凤鸣,公开身份是南京《晨报》社记者,后来虽捕杀了一些嫌疑犯,但真正的指挥者华克之,却没有抓到。

1943年秋,侵占华北、华中的大量日军被抗日军民牵制住了,盟军也在中太平洋发动了进攻。东条英机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久太郎,要汪精卫于一月之内,在中国“和平区”强征20万壮丁,限令3个月之内,调集100万石大米。要完成这个任务显然是桩难事,汪精卫因此不得不采取拖延手段。

半个月过去了,松井久太郎见汪精卫没有动静,便带着武官犬养健雄亲自赶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当时,汪精卫在楼上卧室内与陈璧君商议征兵征粮之事,闻得总参谋长驾到,便匆匆忙忙下楼迎接。由于他心慌意乱,两腿一软,竟在半楼梯上扎扎实实地摔了一跤,3节曾经枪创的脊椎骨正好擦在楼梯的棱角上。汪惨叫一声,滚到楼梯下,原来的伤口已经撕裂,无法站立,只好挺卧在沙发上。

松井和犬养见状,以为汪是故意拖延,非但不予安慰,反而进一步逼迫。汪忍住剧痛,结结巴巴地说:“兵粮之事,请阁下宽容几日,本府即令各省火速征集就是。”这些似可而不可的话,激起了武官犬养健雄的怒意。犬养生性粗鲁,态度蛮横,只见他“呼”地拔出指挥刀,笔直地擎在眼前。汪见状,以为对方要向他行凶,“啊”的一声,吓出一身冷汗来。其实犬养之举,并非行凶,而是武士道的一种逞威架式。但见他将左手的小指搁在桌沿上,右手挥动指挥刀,“呀”的一声,将自己的小指斩了下来,随即狂吼道:“主席先生的,军令大大的,你违的,当如这指头一般,厮啦厮啦的!”

汪一见血淋淋的指头,不禁又出了一身冷汗,两眼一翻,竟昏了过去。这两身冷汗一出,汪体内的元气早已损伤十之八九,待到醒来,已经躺在日本驻南京的陆军医院里了。

一帖“败毒散”

把持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藤部队队长、中将医医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握刀,替汪破背取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手术后,背脊肋部的剧痛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波及腰部颈间。背脊部的疼痛日沉一日,且大小便失禁,弄得病房内外之人,个个皱眉掩鼻。

汪的老婆见灵药不灵,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帖。

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他发现汪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脉息细促,便开了两剂退火之药,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

谁知神医果有神术,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

刘一贴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一面说,一面从小医箱内取出一张同样的膏药交给陈璧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社去了。

汪陈二人本以为这一张“败毒散”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脚心和额心一齐沁出汗来,陈璧君见病情恶化,一时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四出寻找,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料到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3日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密信与“指令”

汪精卫病情恶化的消息,立即通过军用电台,传到了东条英机耳里。东条做出决定:让这位“儿皇帝”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3日,一架由日本天皇赠给汪精卫的“海鹣”号飞机,载着近乎全瘫痪的汪精卫,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立即被送进帝国大学医院的一间特设的病房里。

经该院著名内外科大夫的紧急会诊,病情十分清楚,主要是铅毒入骨之故。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子,立即决定进行第二次开刀,做削骨去毒手术。

这种削骨去毒手术并不复杂,第一流的医生,实不屑做这等手术,于是,刀把子落到一位年轻的副手龟田良宏身上。这龟田大夫早年出生于中国,曾在天津上过两年中学。“七七”事变后,他随父母返回日本,在仙台攻读医学,后来征召在帝大医院任外科医师。此人本来是当时日本年轻一代中的“自由派”,后来在战争歇斯底里的鼓动下,渐渐倒向军国主义一边,对天皇和军部的司令,百依百顺。这回院方命他为汪精卫进行手术,他颇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便连夜拟订手术方案。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也在该院当护士,就在龟田埋头拟订手术方案之时,顺子突然来到他的卧室,递给他一封密信。龟田马上将信拆阅,只见上面用端正的汉字写道:

龟田兄:

仙台一别,匆匆又是半载,谅安居无恙。顷悉兄将为汪精卫做削骨手术,殊觉惊讶。盖汪某系我中华国贼,弟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对此辈恶人,毋有人道可言。兄若念当日同窗之情,宜于方便之际,促其速死。如蒙阴助,没齿难忘。阅后付炉,切记切记。

弟夏小柏拜托

龟田读了此信,吃惊不小。原来这署名为夏小柏者,是他早年在天津的邻居,后来又是仙台医学院的同窗好友,双双曾立下誓言,要为增进东亚诸国人民的健康与友谊而献身。战争初期,两人还常联系,但近半年来,由于时局紧张,交通车辆均被投入战场,所以虽相距不远,竟无法见面。这回龟田突然接到此信,感到十分为难。顺子见龟田半天不响,便轻轻问道:“夏先生想见你吗?”

龟田愁苦着脸说:“不,他要我为友谊尽力,可我得为天皇尽力呀!咳,我不能拿不人道的办法,去对付一个病人!”

就这样,夏小柏的规劝失败了。手术方案在紧张地制订着。上野博士建议去掉一节胸椎骨,并同时从病人的骨骼上锯下一块骨头来,仿制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来的病骨对神经的压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则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张削骨去毒手术后任其自然愈合,而不必植入仿制的胸椎骨。他强调说:“这样做,不仅医后效果好,而且有可能恢复原状。”龟田知道,“自然愈合”是一种试验性的疗法,不适宜于老年人,因此便全力支持“植骨”方案。这样,“仿椎骨植入”的第一方案定下来了。

但在进行手术的前半小时,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对汪某的手术必须照第二方案进行。龟田无奈,只好执行。手术就在当天午夜进行。打开背腔后,龟田发现受铅毒感染的3节胸椎骨已经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并严重压迫神经。

到第二天午夜,汪才完全苏醒过来。虽然疼痛有所减轻,但他的躯体和头部已被固定在石膏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经过两番手术,汪骨瘦如柴,元气已经丧尽。一星期后,经X光拍照检查,削骨处非但没能自然愈合,反而已经萎缩,但要重做“植骨”手术已经不可能了。龟田大夫不明白,院方为什么临时改变方案,硬要对一个过了60岁的人做“自然愈合”的试验性疗法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几次三番地问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顺子。原来,小笠顺子的父亲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一名要员,所有机密情报,他都有副本留在手头。顺子在情人的再三恳求下,终于亮出了一份“军部指令”,龟田接过一看,见上面写着:

上野博士:

陆军117部渡边大佐,因早年枪创复发,患胸椎骨铅毒症,现住东京皇室医院,欲转去你院做自然愈合疗法。为确保削骨去毒手术的成功,限你们于一、二天内,先做一名病理试验,无论何人,均可列为试验对象。注意,这是军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1944年3月4日

看到这里,龟田完全明白了.

精心设骗局

汪精卫既已成为屠夫们手下的试验品,院方当然想在他的3节胸椎骨上捞一点“自然愈合”的效验。但事与愿违,尽管服了大量的激素和钙片,收效却甚微。半月后,经第二次X光透视,那3节做过削骨手术的胸椎骨仍在继续变形。汪的背肩部疼痛重又加剧起来,且形如干尸,彻夜呻吟,只好苟延残喘,卧等其死了。但如何死法,这里还有精彩的一幕。

原来,汪精卫到名古屋就医时,陈璧君虽一起跟到日本,但日方以“加强护理”为名,将陈璧君及其子女安排在离医院较远的西山宾馆里。待汪病势严重之后,院方干脆谢绝陈的探望。陈璧君无奈,只好回南京向另外两个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哭诉。经陈公博和周佛海联名向日方陈说情由之后,日方军部才同意陈璧君去医院探视。但院方知道,汪精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残废病人,如果让他与陈璧君面对面地交谈,势必将“试验品”情况暴露在世界公众面前,况且汪僵卧在床上,连一点“病情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为了应付这一难堪的局面,院里的宪特头目串通名医博士,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他们拆去汪的石膏床,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里,预先给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剂,待药性发作后,让他侧卧在一张倾斜形的病榻上,脸朝内壁,还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国小说,形如看书消闲一般。

与此同时,陈璧君正好赶到医院。院方用种种理由阻拦她进入病房,只许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内探望一会,既不能说话,也不能敲窗。这一招,使得这个风云一时的女人十分狼狈。她有苦没处诉,只好又灰溜溜地飞回南京。

经过这一番折腾,汪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伤,不仅胸椎骨随时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渐渐变形了。本来尚可勉强坐卧,后来,连头颅的重量也支撑不住了。

那班有帝国医学博士学位的先生们,为了尽到他们所谓的最后一点义务,终于又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用一个特制的钢圈,套住汪的下颌,将他的头颅凌空吊起来,用机械的方法,将头颅与颈椎骨拉直,就象投环自尽一般。

汪自知死期不远,只好任凭帝国博士们的摆布。这样,在病榻上呆了3个月,直到1944年11月11日,终于无声无息地死在他主子设下的“绞刑架”上了。

坟破得诗稿

汪精卫死后,小矶内阁假惺惺地发了讣告,连天皇也说了几句“痛惜”之言。在南京一班汉奸走狗的请求下,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经过一番冷冷清清的“悼念”活动之后,11月23日,在日寇军警的严密监视下,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陈璧君自知他的尸体日后难免被人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墓壳时,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之后,南京和全国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觉得大煞风景,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命南京某部工兵营将汪墓炸毁。工兵们从墓基下打入一条地坑,然后在坑内装上大量炸药。引爆时,只听得一声巨响,泥石飞天,坟壳裂成数块,当有人进坑检查时,发现棺内除汪的一堆朽骨和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外,只有一本汪精卫手抄的诗稿,虽已发霉,但字迹还可辨认。稿本中的多数诗作,先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料是汪死前之作。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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