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晚年的孤寂境遇里，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一点意外的安慰和快乐。

小贩名叫袁瓞，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到底英美政制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这是1959年10月间的事。

胡适接到这封信，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胡博士最热中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一个手巾包打开，里面是10个芝麻饼，黄灿灿的，散发着新烤芝麻的清香。捧到胡适面前，胡适接过芝麻饼，笑眯眯地拿起一个便吃，嚼得支咯支咯地响，脸上现出近几年来才见的欢愉。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畅快，胡适仍不忘对他的年轻朋友宣讲杜威哲学和改良主义，随后，他们又谈到幼年生活。胡适说，他喜欢游泳，可是鼻孔里长了一个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听了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听他说，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封信，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由我负担。胡适尽管经济并不是那样富有，甚至连自己住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诚心给一个好学的年轻人以帮助，在他的心灵上是一种极好的安慰。

胡适常记着这位小贩朋友。有一次他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胡适也够天真，以为那么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