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讲究为尊者讳,同时史家崇尚秉笔直书,但这两项原则若并行不悖恐怕很难做到．后人在翻阅官修的史书时,发现有些皇帝活着时被叙述得详尽周全,有声有色,人物快要凸出纸面,然而在记述其死亡前后的情形时,文字却晦涩,或简而不明或略而不述,好象修史者的笔端忽然变得沉重千倍,每写一个字都要喘息半天。

许多官修史书在帝王死亡情节上隐晦的地方,却有记载较为详细的、结论正相反的野史资料．野史包括当时或稍后时官员的私人笔记以及民间传说的文字记录．哪一种记载更真实? 持谨慎、小心态度的历史研究者均以官修史书为依据,野史作为备考,有所存疑,亦不妄下定论。

具有重大疑点及不同记述的帝王死亡案,就叫做宫闱疑案．其实很多皇帝的死亡情节都令后人读正史时生疑,只是没有出现与之相左的野史记录,便无法立为疑案。

公元九七六年十月某日,宋太祖赵匡胤暴崩于万岁殿,次日,其弟赵光义继皇帝位．这是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幕。

弟承兄位,本是杜太后的嘱托．杜太后并非等闲妇人,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中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后,她心怀忧虑,深谙“为君难”之理．因病去世前,她把自己的一番思虑变成遗命留给了赵匡胤．她说,正是周世宗立幼年之子为皇帝,才使得赵家夺得了后周的天下,“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 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至广,万几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赵匡胤顿首泣曰: “敢不如教”．老臣赵普在场,按杜太后之嘱,在榻前为约誓书。

当时宋太祖在世的兄弟有两人,一为光义,一为光美．《宋史》上说,杜太后临终与宋太祖定下的方针是,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光义,光义死后传位给光美,光美再传给赵匡胤之子德昭．赵匡胤品性孝友,对母命不敢违背,对兄弟也是手足情深．由光义继位之事定于宋代开国的第二年,之后,赵匡胤封光义为晋王,任开封府尹,掌管京城事务,光义也知道自己是皇位继承人．而赵匡胤的两个儿子: 德昭、德芳却未封王爵．赵匡胤作为兄长对光义的关爱已到仁至义尽的地步．有一次他注意到晋王光义的居所地势较高,用水不便,就亲自从宫中的左掖门步行到晋王府第,指挥雇工安设大轮,将金水河之水激入晋王府的沟渠中．为这项工程,赵匡胤数次临视、督促．光义曾得过一场重病,不省人事,赵匡胤急急奔来探视,亲自为兄弟热灸,光义感觉很痛,他就拿过另一副器具给自己灸上．从上午八时(辰时)一直忙到下午六时(酉时),光义出透了汗清醒过来,赵匡胤才还宫．又有一次,兄弟二人在宫中欢宴,光义大醉不能乘马出宫,赵匡胤起身送他到殿阶,还扶腋着他小心下台阶,嘱咐晋王府的卫士尽心照料．身为皇帝的赵匡胤还间或对近臣说: “晋王龙行虎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赵光义比其兄小十二岁,宋太祖五十岁时,他已到三十八岁,接近帝王的平均寿数．就在这一年,太祖死了。

《续资治通鉴》记载,开宝九年二月十九日,太祖召晋王入宫议事,夜分乃退．在此之前,赵匡胤已经患病,曾派内侍王继恩到建隆观设黄箓醮．十月二十日,太祖溘然长逝,时在深夜．不知是太祖的遗命还是皇后的自作主张,皇后在深夜四鼓派王继恩出宫,召太祖的小儿子德芳前来,其意就是命德芳在灵前继位．而王继恩并没有按皇后的指令去召德芳,他以太祖传国于晋王之志素定,乃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赵光义闻知噩耗,大惊,犹豫不行,说: “吾当与家人议之”．进内许久不出来,王继恩催促: “事久,将为他人有矣”．当时外面下着大雪,赵光义与王继恩徒步踏雪进宫．在直班房(直庐)前,王继恩止住赵光义说: “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随同前来的卫官程德元主张: “便应直前,何待之有! ”于是晋王一行直奔寝殿．皇后见王继恩回来,急问: “德芳来邪? ”得到的回答是: “晋王至矣”．紧接着看见赵光义进入寝殿,皇后惊愕．但她很快明白过来,遽呼官家,说: “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流着眼泪回答: “共保富贵,勿忧也! ”在接踵而至的第二天黎明,赵光义即皇帝位。

北宋时人文莹的《湘山野录》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宋太阻崩逝之际的情状．十月二十日晚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赵匡胤心中顿感不祥．他从太清阁上下来,传令守宫的宦官打开端门,急召晋王入宫．当时已是深夜,赵光义入宫后被延入寝殿．太祖与他酌酒对饮,把宦官、宫女都屏于寝殿之外,所以无人目击他们密议的切实情形,近侍宦官只能遥望寝殿的窗棱．只见烛影下,赵光义时或避席,这种形体语言是辞让的意思．两人继续对饮,到了禁漏三鼓时,殿外的雪已积数寸,殿外宦官仍在注视着室内的动静．饮罢了酒,太祖拿过柱斧,挥了一下,象是点击什么,回首对光义说: “好做! 好做! ”然后解带就寝．很快传出如雷的鼾声．然而到五鼓时,一切都寂然无声了,此时人们发现太祖已经崩逝了．《湘山野录》未说明这一夜光义是否一直呆在寝殿没有离开,是不是他最先报出太祖的死讯．天亮后,赵光义即位,宣遗诏,大臣们哀恸着瞻仰遗容,却见太祖玉色温莹如出汤沐。

这真令人迷惘,如果说太祖生前始终以光义为继承人,为何不按正规仪式立光义为皇太弟,不论他寝疾而终还是暴病而亡都可顺理成章地由光义继位；如果说太祖临终嘱托皇后召晋王入宫即位,并非德芳生母的宋皇后怎敢改变太祖的遗命,召德芳即位? 《宋史》上说“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遂”字即意味着不是受遗诏而即位的,这符合暴崩的情况,未来得及拟遗诏,而《湘山野录》中提到的遗诏不知从何而来．《湘山野录》记述的情况本身就扑朔迷离,它没有直接告诉人们赵匡胤死于赵光义的刺杀,看不出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死亡方式．如是斧砍,定会血流遍地,面色苍白,何来“玉色温莹如出汤沐”,如有合作者,则必先策划周密,但从记述上亦看不出象策划好的．因此《湘山野录》只给后人留下了所谓“烛光斧影”之谜,令人耿耿于怀却难下定论．而此疑又无法释去,不得不存案。

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用了《湘山野录》的记载,清代编纂《续资治通鉴》时否定了李焘的做法．而宋太宗(赵光义改名为赵炅)即位以后发生的事仍需要注意: 宋太宗以“太平兴国”为年号,这应是开国而非守成皇帝的年号；据《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年间,太祖之子德昭因恐惧而自杀,德芳夭亡,太宗之弟、担任太宗即位前开封府尹职务的光美(改名廷美)很不安,后来试图谋害太宗而未达目的,被告发．太宗从赵普那里看到当年杜太后主持制定的关于传位方法的誓书,大为感悟,打算释光美于罪,几日后又以传国于光美的意向找赵普商讨,赵普却说: “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 ”于是光美难脱重罪,最终忧悸成疾而卒。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向皇位挑战,以胜利者的身份走进被攻下的南京皇宫．他急于找到事实上已滚下帝座的建文皇帝,连续三天清查了宫内的每一个角落,终未能找到活人、完尸．有宫女指着一堆灰烬,里面有具烧得不成模样的尸体,明成祖俯身对着这具焦炭大哭,心中却抹不掉是真是假的疑团,因为马皇后被证实死于这场火．朱棣在即位后的多年中,仍不断试图把建文帝的下落弄清,派人四处查找。

《明史》上说: “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实则承认建文帝下落不明,并加上“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之句．《明实录》也有“出亡”二字。

由于民间很同情品性仁孝的建文帝,更愿相信他的下场是逊国出亡为僧．那么建文帝是否有可能出亡? 可能性也是极大的．而且,能够证明他出逃了的历史证据比之证明他烧死的证据更多更有力,推论上亦是如此．建文帝出逃决非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明太祖朱元璋在他去世前六年,因皇太子朱标去世,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即预定为皇位继承人．早在朱元璋坐定天下之初,他就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分封到各地为王,为中央王朝起屏障作用,其中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据守燕塞．朱元璋立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孙子作继承人后,未尝没有想过这个弱小的孙子如何对付得了众多拥有实力的叔父．撤藩? 为皇孙解决尾大不掉之困? 他决不会改变藩王镇守各地的格局,决不能撤藩．这是处心积虑的安排: 将来如果皇孙与诸王发生争斗,不论哪方取胜,天下还是姓朱,坐在皇帝宝座上的还是自己子孙．反之,如果异姓功臣、将领叛乱得逞,那么自己开创的江山就会丢失,所以分封诸王是保障江山之必需．皇孙能否坐稳皇帝位,就看他的本领和运气了。

朱元璋日夜考虑将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对孙子的命运不能不十分担忧,为他做最坏的准备,但这种准备又不能在悲剧未发生之前亮出来。

当燕王朱棣的军队攻进了南京的金川门,下一个目标就是直攻建文帝所居的皇城时,建文帝痛不欲生,企图自杀．这时身边的翰林院大臣程济提出出亡之策,王钺跪在建文面前说: “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 ＂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赶快拿出来,很快一只红箧被搬来．箧的四周俱用铁封固,二锁也用铁灌满,建文见而大恸．出亡的决心已定,后宫燃起了大火,皇后马氏消失在一片火光中．程济等人砸碎了红箧,见到三张度牒、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银十锭．箧内还有一纸书,写着: “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叹一声“数也! ”程济当即为他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祝发随同出亡,各易衣披牒．总共随建文出亡者有二十二人,在神乐观会合后,次日黎明取道溧阳而去。

此后三十九年建文帝作为僧人栖居、往来于云南山中,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皇帝死后,建文仍然活在世上．到明英宗即位,往事渐为云烟,建文觉得应该恢复本来面目了．他从云南至广西,流亡三十八年后,道出自己是建文帝,随即被送往京师．在此之前,有位九十余岁的老僧,自称是建文帝,后被核查为诬,死于锦衣卫狱．当年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尚在,被带到建文面前．建文一见吴亮便问: “汝非吴亮邪? ”吴亮有些紧张,慌称: “非也”．建文说: “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鹅弃片肉于地,汝手执壶据地狗之,乃云非是邪? ”吴亮伏地而哭,他记得建文帝左趾上有黑痣,便摩其脚,视之果然．吴亮抱着建文的脚又痛哭一场。

此后,建文帝居于西内．追随建文多年的老臣程济感到该卸职了,便往云南焚庵,散其徒．在宫中,宫女们称建文帝为“老佛”,寿终后,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明代第二个死后不被十三陵所容纳的皇帝是景帝朱祁钰．“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人掠走,国家一日不可无君,皇太后下旨: “皇太子幼冲饫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王祁钰是英宗之弟,在群臣的交章劝进下,遵太后之命即位,时在英宗正统十四年八月．然而第二年八月,英宗归来无恙,居于南宫作太上皇。

相安无事了六年之后,景帝病了,太上皇并无夺位之谋,而一帮邀功之臣未费多大周折、突如其来地把太上皇从南宫搬到了奉天殿御座上,这正是太上皇日夜盼望之事．景帝在寝殿听到从奉天殿传来的钟鼓声,大惊,得知是英宗复位,景帝只说了两声: “好! 好! ”

时值正月,复位后的英宗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二月,以皇太后之诏,废景帝仍为王,迁居西内．十八天以后,王去世．英宗毁其所营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山。

景帝之死,实是太监蒋安希旨(迎合皇帝的意愿)用帛勒死的,当时景帝的病已经好了．此说见之《罪惟录》．《明史》上只是说“ 王薨”．清明顺治、康熙、雍正、光绪四位皇帝之死都有种种异说。

顺治皇帝福临二十四岁就撒手尘寰．正统的、更能为研究者所接受的说法是死于天花．天花来得很突然,仅五天时间就使福临由不豫、再至大渐、乃至崩逝。

顺治出家的说法广为人知,富于戏剧性．其根据是由于董鄂妃之死,福临痛不欲生,见到董鄂氏的遗物和往日生活的场景每每伤怀,加之笃好佛学,乃决定出家为僧．下了一封以自责为内容的遗诏,命八岁的儿子玄烨即位,然后福临就奔向五台山了．后来玄烨曾四次去五台山并写诗志之,其迹象似乎别有目的,被推测为朝拜其父,这也成了顺治出家的证据之一．清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四首,内容很象是咏顺治帝在五台山出家之事,清凉山是五台山的最高峰。

至今,人们尚无法确定哪一说是实,哪一说是虚。

康熙皇帝六十九岁时在畅春园突然病故,病因不明．康熙一生都没有解决好立储的问题,为后人留人了“遗诏之谜”,至今争论不休．除雍正篡改遗诏之外,康熙之死亦与雍正有关,而关心这后一桩疑案的人并不太多。

由于康熙没有早定储君,未来的皇位便成为十多名皇子暗中角逐的目标．其中四子胤禛锋芒内敛,沉着、老辣胜于众兄弟．康熙十月还在南苑围猎,十一月就病了,父皇的突然不豫,使得争夺继承人的斗争更加惊险、微妙,伺机多年的胤禛不能再坐等福运了,皇位靠争取．他和掌管京都防卫兼宫内一等侍卫的隆科多早已结为盟友,康熙病重时只有隆科多在旁承旨,胤禛得以单独入内侍疾．因此有人推测,雍正与隆科多合作,在康熙的食物中下了毒,毒发后昏迷,同时步军统领隆科多在京城布置好了应变的军队．前来畅春园侍疾的其他皇子被挡驾在外,直至康熙崩逝,隆科多宣布传位于四子的遗诏,胤禛即位于梓宫前,一切无误。

野史《胤禛外传》记载了下述情景,不问其信否,聊备一读: “时康熙病已殆……康熙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蓦见胤禛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顷,康熙即殁．胤禛出告百官,谓奉诏册立,并举念珠为证”．雍正在登位十三年后,如同许多皇帝一样,以暴死的形式离开了他的宝座,引发了后人纷坛的推论。

《清史稿》上只是显示雍正由不豫到崩殂中间只隔了一天,也如同许多皇帝的本纪一样,以简而不明的文字宣告皇帝一生的结束．而许多人从一篇《鄂尔泰传》中看出了其中的不测和惊险: 当日雍正象往常一般视朝,午后忽然急召鄂尔泰入宫,鄂尔泰是身兼数职的大员: 兵部尚书兼署吏部,本身是大学士,一等伯爵,刚刚在办理苗疆事务时不利,引咎削爵．鄂尔泰急忙跨马向圆明园奔去,此时外间已经喧传皇帝暴崩．鄂尔泰的坐骑连鞍都未及放,一路上髀骨部位被磨破,流血不止．入圆明园后,留宿三日夜始出,未吃一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雍正死于被刺．然而没有更多的佐证。

雍正死于吕四娘的谋刺之说在民间流传甚广,这种传说可以编入历史演义,但由于缺乏可靠的史料证据和推论上的严谨性,很难被研究者当作历史事实看待。

雍正死于食丹又是一说．在寻访术士、寻求不老术方面,雍正继承了各代先行帝王的遗志．据说宫中有一些由各地选送的炼丹道士,为雍正炼制金丹,其结果是使雍正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而亡．历史上因食丹而死的皇帝,其死因大都明明白白地载在史册,如果雍正确实死于丹药中毒,为何清代史官和修清史者讳莫如深?

清光绪皇帝终生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郁郁寡欢,其死亡之日恰在慈禧咽气前的一天．对此,官修史书未加任何注解。

光绪之死,令在野的士大夫们悲愤满腔,认为这是一段痛史,是五千年未有之奇冤．光绪在死亡前确实病魔缠身,然而一些文人、医士的回忆材料,令人无法相信光绪之死实由疾病而无人为的加害。

在权力斗争中,光绪虽一直处于劣势,但暗中的较量愈到晚期愈微妙而尖锐；光绪体弱多病,慈禧进入七十以后健康每况愈下,所以体力的较量到后来至关重要．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秋天,慈禧患泄病,十月转成严重的痢疾,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事的太后曾说: “吾不能先彼死”之话,光绪此时也病情严重．十月十六日他们最后一次在西苑勤政殿召见臣工．那天被召见的是新任命的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傅增湘看得出“太后神殊惫,闻是日病已不支．上天颜癯晦,玉音低微,座中掖以数枕,强自支持”．角力场上的两个对手都已筋疲力竭了,不同的是一个是七十三岁的老妪,一个是三十八岁的壮龄男子。

先倒下的却是光绪皇帝．十月二十一日傍晚光绪死了．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入内看脉,“见帝东床仰卧,瞪目指口,意欲得食,而其时内监只余一人．宫中器皿皆被奄人盗窃殆尽,只余一玉鼎．正旁徨间,复见光绪转侧,见医在,招手使前,而无一言,俄顷忽吐血盈床,跪近视之,无少声息”．此前三日,即十月十八日,为光绪治病的西医屈桂庭,见光绪腹痛,在床上乱滚,并对屈桂庭叫道: “肚子疼的了不得! ”屈桂庭诊得皇帝的病况: 心跳,面黑、神衰,舌黄焦,便结,夜不能睡．他认为,此时的腹痛与以往之病,“固绝少关连者”。

光绪之死岂能不是一件宫闱疑案? 如果是被害,加害者是谁呢? 慈禧之外,袁世凯、李莲英都有可能．袁世凯是光绪最恨之人,恨之入骨,袁世凯自己不会不知道；李莲英也是光绪眼中的一颗钉子．他们能坐等光绪在慈禧死后对他们报复? 本世纪初的这件事情,未能得到及时查证,旷隔多年,只剩下人们的纷纭推测了．然而近些年有关研究者,一再对光绪之死作出解释,断然肯定光绪死于长年之疾病,对其死于慈禧前一日,淡然以“巧合”一词了之,置各种疑窦于不顾．实是开释慈禧等人的嫌疑或为之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