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魔对于所有人都是同样凶恶的．医学自古代发展至今,有着艰难的探索,渐进过程．愈是遥远的古代,医疗、医学水平愈是远离现代科学．由于历史记载不详,今人很难根据史料总结出导致大多数皇帝死亡的各种疾病是什么。

因病而死的皇帝,史书上多未说明死于何病．而且病死的皇帝也少有卧病多年、日渐危重者,而多是一、二个月发病,不久病故．凡史书上出现“帝不豫”三个字,就等于标明该皇帝的死期不远了,其实“不豫”就是身体不适,一个人一生可能得很多次病,“不豫”很多次,然而身为皇帝,一旦宣告不豫,那就危乎殆哉了．难道皇帝的生命就如此脆弱?

既然生在帝王家,帝王一个人自幼享用的一切就比平民高上千万倍．庶民百姓为衣、食、生计财产奔波忙碌终生,付出一生心神和体力代价,其间还受到天灾、人祸的多次袭击,疾病难以获得及时、精确的医治,要想活得愉快、长久实在很难．然而皇帝的美衣、玉食是其基本享受；全国一流的医师不离左右；禁卫森严以避免外来的伤害；出外卤薄大驾,在宫内行走也需坐辇,皇帝连摔一个跟斗几乎都不可能．这种安稳的生活,如何能不快乐长寿? 然而,皇帝的生命的确是脆弱的．康熙皇帝就曾感叹古来没有几个白发天子．皇帝的生命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导致其长寿的因素远不如导致其短寿的因素更强,更能使皇帝难以摆脱。

皇帝是这样一种稀罕物: 他除了发号施令外,不需要做任何具体的事．虽然有些皇帝能文能武,但更多的皇帝手无缚鸡之力,打不过宦官、甚至打不过宫女,是世上最无防卫能力、最虚弱的人．但事实上,戕害其生命的力量,多是来自他自己而不是外人．首先,做皇帝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多大的享受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付出,并不是一一具体地表现在每个皇帝的行动上,而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荷．官员丢官后可以归田,归田后还有可能再返官场,皇帝则是没有退路的,要彻底坐下去,牢固地坐下去．宝座位于无限风光之险峰,坐在那里安然与否,只有皇帝的内心知道．只活了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当读到苏轼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词句时,叹道: “苏轼终是爱君! ”如果一旦皇位不稳,则处处隐藏着杀机、性命旦夕不保；被从帝座上赶下来,想退身为平民亦不可得、想苟全残生也办不到．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了杀害亡国皇帝的先例后,皇帝们一代代位亡则身亡．所谓圣明君主终生殚精竭虑、孜孜勤政,不就是因为害怕丢失皇位、无葬身之地? 正如康熙皇帝所说: “人君无退葬之地,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 ”唐太宗在遗诏中说: “自栉风沐雨,遂成弭诊,忧劳庶政,更起沉疴,况乃汉苦周勤,禹胼尧腊……”就连后世一致指责的暴君秦始皇每天都要批阅一百二十斤的竹简奏章．如此忧烦,如何能安养天年,做一个与天地同呼吸、忘身物外的寿星?

因此大多数皇帝根本达不到寿星之龄,在离寿星之龄尚远时就注定要死于心脑、内脏的疾病。

其次,多欲而非寡欲、躁动不安而非宁静闲和,伴随皇帝们的一生．荒淫是帝王共有的禀性,只是程度深浅不同．帝王绝对不会为了长生而接受寡欲之说,想当年中原逐鹿,不惜抛头、洒血最终拥有天下,岂是为了寡欲? 在皇帝能够享受的衣、食、色等大欲中,以色为先,而且尽可能推向极致．纵情声、色之时,皇帝们没有意识到享受与享寿在暗地里做着交易；或者意识到了,只能求助于房中术、长生术,而任何术都不可能在皇帝身上显灵,扳回他急步奔向死亡的双腿。

皇帝的病因极不单纯,多属疑难杂症,发作时积患已久．御医虽是当时最高明的医师,但医治皇帝所患的某种病例并不多,不敢确保诊治无误．求医者由于是皇帝,御医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经常发生的悲剧不是御医被杀,就是皇帝速死。

皇帝的肌体被认为是神圣无比的,在皇帝身上动针药是极大的冒险．唐高宗患严重的头痛病,一度晕眩得看不清东西,御医张文仲、秦鸣鹤会诊,请示: 风上逆所致,针砭头部出血就能痊愈．武则天在帘后听说要给皇帝刺头出血,乃怒斥: 真是该杀! 圣体哪能刺出血? 御医赶快顿首请命,高宗苦于头眩,说: 御医是看病,有什么罪? 我头晕目眩很厉害,快让他看病吧! 御医乃敢取针刺高宗头．针灸之后,高宗说: 我看得见了,此音未落,武则天在帘后一再拜谢,说: 天赐我神医! 幸亏针刺成功,否则御医祸将及身．皇家对御医未必信任．御医为皇帝诊病时,常有太后或皇后在帘后监视,时时提出质疑．例如宋宁宗患痢疾,曾御医入视．按完脉,奏明病证．尚未开处方时,立在御榻后的杨皇后插话: “曾防御,官家吃得感应丸否? ”曾某连称: “吃得,吃得”．杨皇后又插一句: “须是多把与官家吃”．曾某承旨,开药二百丸,宁宗如数吃下,腹泻得以控制,又吃了二百丸,痢疾全好。

皇帝或代表皇帝的皇后、太后作主张,就是对御医的不信任．对医药、病理稍有些修养的皇帝,宁肯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御医．康熙皇帝就曾指斥太医院长官黄运和御医霍桂芳: “此劣等大夫们知道什么! ”光绪皇帝也曾指示御医按照他的方案开方用药,御医不敢不遵守。

小病固能胜任愉快,然而对难以治愈的、突然恶化的重病,御医简直是一手给皇帝号脉、一手提着自己的脑袋．唐懿宗曾将同昌公主的死归咎为御医用药之误,杀了主治医生韩宗绍及助手二十余人．当宋宁宗不豫滋久,急召曾御医入内时,曾某惊魂不定．给皇帝诊视后,竟失控而呜咽不止,宁宗问: “想是脉儿不好也? ”曾某归家后,自诊其脉,对家人说: “我脉亦不好”．竟猝死于宁宗去世前的一晚．明世宗遭宫女杨金英等谋杀未遂,但颈部被帛带紧勒,气已绝．事发后,负责急救的是太医院使许绅．作为太医院的最高长官,许绅的医术当时无人能过之．许绅冒着极大的风险,调治峻药给皇帝灌下．早晨八时(辰时)灌下的药,到下午二时(未时)皇帝才有动静,喉咙出声,呕出紫血数升,然后才能说话．经过许绅连续数月的全力调治,嘉靖皇帝方得痊愈．许绅受到加官厚赐之赏,然而紧张的神经一旦松弛,很快大病不起．许绅临终前说: “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而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

许多皇帝病危时,下诏向全国征求医术高明者．谁敢应诏?

御医在皇帝患重病时,往往不敢下无把握之药,以避免承当责任．诊得皇帝脉象凶险,口中却说脉象尚好,开些甘草、陈皮．皇帝升遐,朝廷总不能归咎为御医误用药品所害,只能以医术平庸或不克尽职而予以例行处分．由于御医的谨慎小心、明哲保身,许多皇帝失去险中求冶的可能,很快崩殂。

求生的欲望有时会促使皇帝去冒险,相信巫术或道术,有时是身不由己．例如曹魏明帝寄希望于自称的天神下凡的某农妇,该农妇用符水为人疗疾,多有应验．魏明帝病重时,饮用“神女”的符水,然而无效．“神女”遭杀身之祸,三十六岁的魏明帝曹睿也命归黄泉．南朝齐明帝萧鸾自知病重难愈,敕令各官府求白鱼以为治,他自己身穿绛衣,服饰全部改为赤色,用来厌胜．巫师奏云: “后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齐明帝撑着病体,亲自巡视太官(御厨)旁的水沟,左右启奏: “太官若无此水则不立”．萧鸾决意塞水断流,然而无济于事．齐明帝死后,塞水的事就罢了。

二十三岁的明嘉宗在天启七年五月初六日不豫．魏忠贤盼望皇帝康复,以图继续他弄权的好日子．他将库中所贮的金寿字大红纱翻腾出来,给近侍穿作贴里,在御前起禳祝作用,还不时大声传言: “圣驾万安矣”．大臣霍维华赞助魏忠贤,进献“仙方灵露饮”及蒸法、器具．由魏忠贤主持治病,太医院院使吴翼儒等御医只得唯唯听从．仙方的做法是: 用银锅一口,内放桶状木甑,甑中有篦,篦中安长颈大口空银瓶一个．用淘净的米按程序添水甑中,即热气透一层,添一层,围在瓶外．银锅之上,扣一尖底银锅,其尖处正对银瓶之口．用水蒸气,尖底银锅外洒冷水,使锅内的蒸气迅速化为水,滴入银瓶．最后取出滴满的一瓶“灵露”,其实就是米的精华．天启皇帝日日饮“灵露”,人变得浮肿,却不见病情好转．八月二十日,天启吐一口血痰于白纸上,似肉非肉,似痰非痰,凝结如筋．老内臣见此物,有嗟叹落泪者．两天后,明熹宗“龙驭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