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绽蕾欲放或是纷纷盛开之时,一些迁客骚人文士博学者,难免会想到杜牧的《杏花村》一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呢? 数百年来,众说纷坛；近数年来,争论尤烈。

一说在山西省汾阳县,近年来报刊杂志上首先提出此说,理由是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但缪钺编著的《杜牧年谱》(载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中,关于杜牧的平生事迹、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开元中改为太原府)和边塞的记载．所以,杜牧“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阳县了。

二说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 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诗《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这个理由较山西汾阳县说法充分．但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也便接连而来: 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及路上的断魂之人呢? 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 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 三是社牧在贵池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会兀自寻觅酒店? 因此,贵池说也有问题。

三说在江苏丰县城东南十五里处．其理由是:(一)根据诗意,该诗为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这一点可知．那么,杜牧在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 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过丰县境: 大和九年由扬州节度掌书记迁监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功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入京．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远古,丰县曾属宋；并且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二)宋人苏轼写了一首关于丰县朱陈村嫁娶图的诗,诗中写道: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言宋时丰县杏花村胜景破坏,猜拳行令豪饮美酒已被县吏打门代替,其诗暗合杜牧《杏花村》诗．苏轼生活的年代离杜牧仅晚一百余年,他对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后的人更清楚,因而较可信．(三)《丰县志》最早修于明代,从最早版本的《丰县志》始,版版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诗入“艺文”；尔后的《徐州府志》亦屡次收入．而安徽贵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迟于明版《丰县志》,更迟于宋代苏轼的作品．然而如今丰县城东南15 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院里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该村向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亦难以让人置信。

四说是泛指．理由是中国杏花村很多,诗人不可能指专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认为此说“非矣”,杜牧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岂能无病呻吟? 假如他不亲眼见到一个杏花村,他的诗兴岂能无感而勃发呢?

看来,杜牧诗中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这位才学显赫的杜樊川,写的是哪个杏花村呢? 这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谜,何日能解开呢?(王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