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11月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离家出走途中辞世于阿斯塔波沃火车站．这一噩耗令世人震惊,整个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在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巨匠而悲伤．悲痛过后,人们不禁要问: 作家为什么在83 岁的耄耋之年要弃家出走呢? 80 年来,对这一疑问的探索和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者分析比较多的首先是家庭因素,尤其是作家的妻子索菲亚·安得烈耶夫娜．传记作者康·洛穆诺夫认为托尔斯泰晚年精神痛苦主要是由家庭不和引起的．托尔斯泰的密友切尔特科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出走的原因完全推到索菲亚身上．这种观点在社会上也颇有市场．舆论认为,自1862 年结婚以来,虽然夫妇感情在前期很好,但从80 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急剧转变之后,夫妇思想的鸿沟就愈来愈深,以致彼此本来融洽的感情发生裂变．早在1885 年和1897 年托尔斯泰就曾两度打算出走,但矛盾毕竟没有到足以决裂的地步,所以均未成行．可是裂痕也一直未能弥合．当托尔斯泰在1910 年7月秘密立下关于文学遗产的遗嘱后,索菲亚本已不太正常的精神愈加烦躁,她急于了解遗嘱的内容,以致在10月27日深夜背着托尔斯泰在书房里搜寻．这下使得托尔斯泰“已经满溢的忍耐之杯中又添加了最后一滴．出走的决心在他心中突然形成,不可更改了．”(托尔斯泰最后的秘书布尔加科夫语)当晚后半夜,托尔斯泰便在小女儿萨莎和医生玛科维茨基的协助和陪同下悄然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踏上了不幸的出走旅程。

此外,研究者们也没有忽视家庭不和的其他因素．除子女们分成同情父亲和母亲的两派外,小女儿萨莎“竭力将父亲推上与母亲斗争的道路”,最后帮助父亲出走,亦是事端的直接责任者。

然而,包括托尔斯泰部分子女的许多研究者不赞同上述观点．高尔基就坚决反对把索菲亚看成“扫帚星”,并正确评说了她在托尔斯泰生活和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罗扎诺娃也认为,“并不是夫人的精神状态,她的歇斯底里发作和喜怒无常,才使得托尔斯泰难以忍受继续留在自己家里”．伊利亚·托尔斯泰更是诘问: “难道我父亲从家里逃走,真是因为和他共同生活了48年的妻子……的某些变态? ”他们觉得切尔特科夫才是罪魁。

托尔斯泰在深入研究道德哲学和宗教伦理的基础上,在80 年代初形成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自我完善”、“放弃私有财产”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并开始过简朴生活,从事体力劳动,接近农民,实践其理想．作家的理论吸引了一批崇拜和追随者．这些托尔斯泰主义者不仅坚定了作家放弃地主阶级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消除他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的愿望,而且最终促成了托尔斯泰与家庭决裂．其中对作家影响最大的是切尔特科夫．切氏本为上层贵族的出色军官,但他抛却军职,舍弃锦绣前程,回到自己的庄园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并把部分财产分给农民．这种共同的道德理想把他俩紧紧联系起来．托尔斯泰和切尔特科夫刚刚接触后便在日记中写道: “他和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的友谊从1883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作家逝世．而且,切氏在托尔斯泰作品出版、思想的传播、手稿的收集保存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作家“想不出比切尔特科夫更好的朋友了”．同时,切氏也介入和干预了托尔斯泰的私人生活,并直接导演了文学遗产继承权之争．切氏从“放弃私产”的原则推导出“非版权所有”的主张,致使托尔斯泰在1891 年就宣布,凡1881 年后出版的他的著作,任何人可以免费再版．1909 年托尔斯泰又作出任何人可以免费出版他1881 年以前尚未出版的全部文稿的决定,由切氏负责有关事宜．但切尔特科夫并不满足于此．他于1910 年7月22日草拟了一份关于文学遗产继承权的最后遗嘱,让作家签了字．主要内容是作家的一切文著、手稿、日记、信件全由萨莎继承,并移交切氏出版．随后他还给托尔斯泰写去一封“充满了责备和控诉”的长信．再加上其他托尔斯泰主义者不断写来言词过激的信,指责作家“说的是一套,做的和生活的又是一套”,终于促成矛盾空前激化,托尔斯泰“感觉到自己被撕成两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遂下定决心到庄稼人的茅舍度过余生．但是,把出走的责任全推在切尔特科夫身上亦欠公允．对于托尔斯泰这样一位道德高尚、意志坚强的老人,不大可能由他人操纵摆布．假如没有早在19 世纪80 年代已产生的离家出走的思想基础,遗产之争的后果就不一定会如此．所以,有人便认为出走的原因应从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去找．他的崇高理想和沙皇专治下严酷现实的尖锐对立才是他精神长期痛苦的根源,离家出走客死他乡不过给这种痛苦凭添了几分悲剧色彩罢了．话又说回来,如果夫人能从道义上理解丈夫,如果切尔特科夫等人不那样推波助澜,一个80多岁的老人会下决心冒着严寒、拖着衰竭的身躯,背井离乡去实践其所谓的主义和理想吗? 可见,出走的原因并不简单．研究和分析尽可以继续,但有谁又能真正弄清作家当时的心理状态呢?(张世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