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发达于中国．曾几何时,国内名山大刹林立,僧徒众多,善男信女,络绎往返,佛殿门前,香火不绝．但是,你可曾知道: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

最早记载佛教初入中土的可靠文献是曹魏时鱼豢的《魏略·西戎传》,内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 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月氏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晋,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刘宋时和尚宗炳认为: “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已有经矣．”宗炳虽仍泛指西汉末年佛教已经传入,但比元寿元年却提前了许多年．这还不算,宗炳还暗示人们“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帝已知道佛教的劫烧说。

以后,《魏书·释老志》根据伪作《汉武故事》也说汉武帝元狩中(前122 年至前117 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其神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而且,《释老志》还根据《史记·大宛传》说,张骞出使大夏,始闻浮屠之教,证明汉武帝时佛教已入中国。

更有甚者,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提出公元前218 年即秦始皇时就有利防等18 个和尚带着佛经教化始皇．而唐代和尚法琳认为此说出自三国时僧人道安、朱士行等《经录》,因而最有道理。

其实,晋代王嘉《拾遗记》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提得更早,他认为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05 年),就有身毒国道人尸罗入朝,荷锡持瓶,“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但《晋书》已责其事多诡怪,不足为凭,考诸史实,昭王虽卑身厚币以招贤者,然而并没有关于外来僧人的记载．前面提到过的宗炳也曾谈及佛教先秦传入说,他在《明佛论》中转引西域名僧佛图澄对石虎的一段话: “临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犹有形像承露盘处,在深林巨树之下,入地二十丈．”石虎依言求之,一一应验。

宗炳的话不可信．例如他还说过,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之国,偎人而爱人”一语,当为如来佛的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间于三皇五帝之时,显然为荒诞无稽之言。

此类情况并非一例．古来一些佛教徒为了争得佛教的统治地位,一直在编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比道教始祖老子资格更老,佛教早已传入中国的假话．最典型的是唐代和尚法琳,他在《对傅奕废佛僧事》中,根据伪书《周书异记》,认为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977 年)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以此断言为释迦牟尼诞生之年．唐代另一个和尚道宣在《感应记》中更明说周穆王时有化人入华,云是佛神,佛教在西周时已传入中国．道宣还认为,假如上说不能成立,那么根据《列子·仲尼篇》“丘闻西方有圣人焉”,说明孔子知道佛教不容置疑．其实,《列子》为魏晋人伪造,自不待言,即使保存先秦时代某些内容,也毕竟是一种寓言。

佛教的输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上述诸种说法歧义叠现,那么,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呢?

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一般同意佛教于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的说法．此说最早见于东汉时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序》: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日问于群臣．太史傅毅说: 西方有得道者,其名号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于是,明帝派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明帝遂为他们建立精舍白马寺。

不过,一些学者虽然倾向于这种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说法仍有疑问．第一,所谓感梦遣使,显然是一种带有神奇色彩的传闻．第二,关于汉明帝求法年代,西晋道士王浮《老子化胡经》作永平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乃还．”南北朝时出现的伪书《汉法本内传》作永平三年感梦遣使．其余各家大都不记年代．第三,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骞等”,《四十二章经序》及东汉末牟融《理惑论》作“张骞、秦景、王遵等”,南齐王琰《冥祥记》作“蔡愔”,另外几家干脆不载使者名字．张骞西汉人,如何会被东汉明帝派去西域取经? 第四,关于佛典的传译,王浮说: “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写取佛教四十二章,译事及译人都没有说；《冥祥记》只说画释迦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记录》只说“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未提竺法兰；《高僧传》、《释老志》等说法也很模糊,直到隋《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并成为后来传说的张本。

有鉴于上述疑点,现代佛教史家怀疑,汉明帝是否有求法事? 摩腾、竺法兰是否实有其人? 《四十二章经》是否汉代所译,是译本抑或抄本? 《理惑论》是否汉代所撰,撰者是否牟融? 这些疑问都有待于进一步澄清．(勇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