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 世纪至12 世纪初,散居在辽河两岸、长白山下的契丹族各部落,聚集在威振四方的军事酋长耶律阿保机及其后裔的大旗下,东掠西征,北伐南侵,金戈铁马直逼淮水之滨,使北宋王朝的八代君主常常坐不稳金銮殿,契丹人在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舞台上活跃了200 余年,便迅速失去了踪迹,完全融合在中华民族这伟大的躯体之中了。

物换星移,人世沧桑．契丹人留给我们许多不解之谜．除了难以捉摸的古怪文字外,更令人疑惑的要数他们特殊的丧葬习俗了。

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对契丹人的葬俗曾有所记: “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此记属于轶闻野史之类,在历代史书中均无凭据,似亦为正宗学者所不屑一顾。

然而,解放前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契丹贵族的墓葬越来越证实了上述“轶闻”并非虚构．在辽宁的义县、锦西、新民、法库,在内蒙古的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及吉林、河北等地的辽代契丹人墓葬中,都先后发现了“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古尸,有的还全身穿着铜丝编织的衣、裤等．人们对此迷惑不解．历史学家们保持缄默．考古学家们在缺乏文字资料的情况下,试图对这种奇怪的葬俗作出各种说明,但一切阐述均属猜测,时至今日,仍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

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埃及的“木乃伊”．但尼罗河流域的原始葬俗何以跨越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和广袤的空间,出现在中国东北一个少数民族之中呢? 况且出土的契丹人铜丝网衣和鎏金的铜、银面具等,绝大多数并非帝王陵寝所有,如辽宁法库县叶茂台村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土扩狭小,石板棺具粗陋,但女尸却赫然穿着一套铜丝网衣,即用直径约1 毫米的铜丝编成一般常见的六边形“网眼”式的网罩,格眼约一指粗细．上身颇似今之圆领长袖的套头线衣,下身则似一般裤子形,衣裤都是分前后两片分织,然后在两侧缀合而成．手套分为五指式,足套如同靴、袜．这具女尸和发现的所有铜丝网络的尸骸一样,骨架上染遍了铜锈蚀入的绿色。

有人以《虏廷事实》为依据,认为契丹人这种葬俗意在防腐．但是,各地出土的墓葬材料表明尸体大都早已腐烂,而唯一尸体比较完好的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墓中的贵妇人,既未“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也没有“实以香药盐矾,五彩缝之”．况且,考古发掘开始证实: 这种葬俗对辽代的其他民族毫无影响,即使辽廷的汉族达官显贵墓中也根本不见,(赐姓耶律氏的汉官墓除外)；在辽代的契丹人早期墓葬中也不见,只是中、晚期才有此葬俗；在同一时期的契丹贵族中,也有很多人不用这种葬俗；铜丝网衣和面具常不共存一墓,而网衣更多施于女性,显然,这一切现象是不能单纯用防腐来解释的。

也有人用宗教来解释．日本学者岛田正郎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推测铜丝网衣和面具可能用来保护死者灵魂的安宁；有人则把个别有这种葬俗的墓中,还曾见到“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胸牌联系起来．这种推测,仍不能概括众多毫无“宗教”色彩和遗迹可寻的用此葬俗的墓葬。

还有人认为这种葬俗多见于女性,可能与辽代皇室之女耶律氏普遍下嫁外戚贵族萧氏有关,因而同《辽史》所载耶律氏出嫁时均受赐“送终之具”和“覆尸仪物”联系起来．不过这种说法还不能对有的男尸亦用此葬俗作出恰当的说明。

总之,对契丹人这种奇怪的葬俗,目前一切推测都不过是假想而已．“二十四史”关于礼仪、舆服制度的记述可称典章宏浩,但契丹人的这种葬俗既无前代可追溯,亦无后代所承袭．看来,这个谜假若终有一天会被揭开,恐怕也需一个颇为漫长的岁月!(马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