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博取沙皇的怜悯和欢心,他申明自己与共严生义者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并将罪恶的矛头直指科学共严生义运动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忏悔书》中,他既承认自己曾参加过＂一个由德国和比利时共严生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联合组成的团体＂,在谈到后来和他们中断联系的原因时,却声称自己＂不喜欢他们的作风和腔调,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因而引起那些共严生义的人们的不滿,甚至仇視．＂还说他们对自己变节行为的批评＂嗓门拉得比别人高＂,特别是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严生义的领导人马克思,＂由于我不愿意做他们团体的勉强的客人,就比别人对我更加深恶痛绝．＂他还指责马克思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对他＂加以责难,似乎我以告密毁了許多波兰人＂．由于《新莱茵报》在民主派和工人中的巨大影响,造成了＂所有的人突然间到处大谈我的虚伪和叛卖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