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殷商时代。早期的原始人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这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类对天、地、日、月、山、石、风、雷及动植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也出现了第一个对世界总体的解释图式。当巫术逐步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相应的组织形式和仪式时,出现了专职人员--巫师。我国自古就有巫的传统。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还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在当时,巫师是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掌握着社会前进的方向,是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由于医药卫生经验的积累,巫师将最初的医疗活动和知识集中起来,并加以神秘的思考,使之系统化。当时的巫师往往也同时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施用医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巫医”。巫和巫医是每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管子·权修》曰: “上恃龟蓍,好用巫医”。《论语》曰: “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列举了十名巫医: “有灵山: 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而其中巫彭和巫咸二人确有史料,《说文解字》曰: “古者,巫彭初作医”,《世本》曰: “巫咸作医”。《周礼·大聚》曰: “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的情况。
夏、商、西周时期巫术的内容极为纷杂。巫术与医药的联系仅是当时庞大的巫术体系之一部分。巫医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故巫医治病往往都离不开宗教活动。上古时期的巫医治病,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很少。根据对殷墟甲骨文的分析,大体可知其主要形式还是使用巫术,利用巫术仪式造成一种神秘的氛围,从而对患者起到安慰与精神支持的心理暗示作用,以达到愈病效果。但是,多数疾病终究是不能依靠这种方法就可以治愈的,于是巫医们就在进行巫术活动的同时,吸取了人类与疾病斗争中摸索的药物知识与治病经验,如《山海经·海内西经》说: “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窦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可知巫医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巫医的出现是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它把人类以往零散的医药经验予以吸取、传承与发展,在把医学演变成为一门系统化的专门知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而且关键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巫出现以前及巫出现后也存在与巫无关的医疗活动,而随着人类文明的逐渐进步,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早在公元前5世纪,医家扁鹊就提出将“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中也同样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巫医的出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毕竟利用了宗教迷信的外衣掩盖了真正的医学内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因素最终会逐渐冲破它的羁绊,使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得到飞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