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总是把厚厚的百科全书和一叠报纸堆放在餐桌旁边。每天晚上他都要选出其中一卷，或从报纸上抽出部分内容，对我们进行各种不同题目的智力测验。这些智力问题时常在家里引起热烈的讨论，从而也使我们学会了如何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爸爸是辩论者，有时又成了调解人。作为一个还没念完高中的人来说，他所掌握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似乎是奥博无穷的。爸爸从未对体育发生过兴趣，而体育却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大爱好。念高中时，他只看过我打过一场足球。这是一场乙级队比赛，还是吉尔硬把他拽去看的。我是新队员，而且是队里的第四后卫。吉尔知道由于别的后卫都有伤，我必须得上场。后来，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另一名后卫也把脚给崴了，这意味着我非得打满全场。那真是交好运的一天。有一次，我给中锋传递了一记臭球——球太高了——但却直落网底。我投中了十二分。事后我父亲说：“我就知道你打得不错。”我很得意。这句话出自他这样一位严厉的工头之口，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褒奖。

我父亲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并坚持要求我们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联合国首次在旧金山开会时他异常激动的那副样子。他向我们解释，联合国为什么是国际联盟的继承者，为什么他认为联合国的出现是朝世界和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他是个登过记的共和党人，但他对直言不讳的政治家都有好感，而且不计他们党派如何。所以，他对哈里·杜鲁门是支持的。

他从没坐过飞机，但这丝毫不能减弱他对航空工业的迷恋。他和我经常把车停在离家不远的海湾公路旁，一边聊天，一边望着泛美航空公司的克里帕水上飞机在海湾的水面上降落。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航空将取代国内外其它形式的交通手段。直到许多年后，我仍能从这些谈话中得到启示。

他对我们的学习分数或要读什么大学从不勉强。他总是说：“你们想学什么由你们自己拿主意。”他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走的道路。“你们应该让自己处在能掌管具体交易的位置上，”他常说：“因为这是做生意的根本。”若干年后，我在费里一摩尔斯公司谋到一份暑期工作，当上了种子旅行推销员。这时我才明白他这套理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