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有两种类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

早在公元三四世纪，基督教就传入中国，而真正传教成功的，则是利玛窦，因此而被称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奠基人。

利玛窦之后，邓玉函、龙华民等人又先后供职中国朝廷，得传教之便利。清雍正元年(1724)，朝廷开始禁教，1775年基督教传教活动中断。嘉庆十六年(1811)，马礼逊等人又来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大批西学著作出版，林则徐、梁廷枬、魏源、徐继畬、李善兰等人主动了解和吸收西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新的通商口岸开放，便利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各种教会学校和译书机构创办起来，各种西书得以大量出版。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高级官吏对西学从疑忌变为信服，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甚至光绪帝本人也研读西书。1900年以后，更有严复、马君武等人系统翻译和介绍西书，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自著而成的《原强》，都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成果。

对中西文化会通的反思，形成了几种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中西相合且同源说，认为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活水，古代的中学西被过程使西方获益。郑观应和黄遵宪是这种观点的代表，郑观应认为“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泰西”，黄遵宪认为“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这是西学中源说。第二种是中道西器说。郑观应的西学中源说肯定了“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因此对中、西学的态度应该是“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王韬具体化为“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第三种是中体西用说，康有为、梁启超、孙家鼐、沈寿康等人均持此说。康有为认为“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缺一不可”；梁启超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京师大学堂学长孙家鼐主张该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沈寿康也主张“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就是孙家鼐所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也就是中体西用说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所说：“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