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精华在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之中，研读五经的学者普通称之为儒，或称儒者、儒士、儒生。由儒入仕，则称儒吏，由儒领兵，则称儒将，儒者行医，称为儒医，儒者文以载道，称为儒笔。自古类似这些名称，由于加上一个儒字，便给人一种好感，究其原因，是在儒者不仅研究学问，而且更注重操行。小戴礼记儒行篇，记载儒者所行有十七条，说明儒之所以为儒的道理。

儒行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席上之珍是比喻儒家的大学问，也就是尧舜内圣外王之道，可以施政安民。夙夜强学，一则因为学无止境，再则儒者不自许为生而知之，只自认为困而知之，所以日夜勉强求学。这四句都有一个待字，含有两个要义，一是待时，一是不自求售。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忠信二字非常重要，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反观金玉，正如左传虞叔所说：“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壁其罪。”所以儒者不宝金玉，而宝忠信。儒者以义自居，故不求土地。一般人以为，土地属于不动产，是可靠的财富。事实上，与义相比，土地最不可靠，古时封建，诸侯卿大夫都有受封的土地，谁也不能长久持有。至于义字，任何人既得之后，即与历史长存。这只就世俗的观点而论，大儒立义，纯粹是舍己为人，决不想到自己的名利得失。土地以外的财物，难积而易散，积聚愈多，愈是损人，也愈损自己的道德，纵然以所积的财物救济他人，虽是善举，但是财物有限，不能博施于民。至于文章技艺学得愈多，则惠人愈广。所以不求多积财物，而以多文为富有。儒逢无道之世，决不助桀为虐，所以不作官，是谓难得。如时代环境宜于出仕，也有必守的原则，那就是先作事，后受禄，以事为重，以禄为经，决不敢尸位素餐，是谓易禄。出仕以义为准，合义则留，不合义则去，是谓难畜。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污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儒既担当大任，则不受邪恶者任何威胁利诱，遇见艰难的事情，毫不推诿，一定勇于负责，解决难题。

十七条儒行如能具备当然最好，不然，只要把握上述几条原则，以为作人作事的准据，那也就是有为有守的贤人君子了，一旦他有机会从事政治，便是爱国爱民廉洁能干的公务员，或者不从政，作医生必有医德，经商一定是货真价实，作食品工业者也不将各种有毒的化学品羼入食物中，其它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能利国利民。我国几千年来，虽有不少乱世，然而总以太平时期为多为久，这不能不归功于历代贤儒在朝在野的贡献。从西汉设立五经博士以后，历代贤能辈出，可以翻阅史书，不必列举。

国家兴衰，以能否得人才为转移，人才是由教育而成，而教育必须以儒经为根本，然后教育出来的学生始能为国为民造福。因此，文学院各科系固然要教儒经，就是理工法商农医各学院，以及各研究所，也要教儒经。然而不论什么时代，总是有唱反调子的人，例如汉朝就曾有人议论，鲁国用儒，不免土地日削，秦国用法，竟能并吞六国，而成大一统。扬子法言寡见篇予以驳斥说，鲁用孔子不久，便使齐国归还所侵的土地，后因鲁国不用真儒，孔子去鲁，始致国事日非。至于秦用法家，虽能造成一统的局面，但转眼就被酷吏所毁。秦之法度与儒背驰，大违天地之道，而天地诛秦也最大最速。好唱反调子的人不妨好好的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