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3—1777）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几番科场坎坷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咑椡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之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