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以圣贤之道自任，他并不只是满足于学习圣贤之道，而更重要的是立志接武朱熹，最终跻身于圣贤之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19岁的吴澄作了《道统图并叙》，阐明了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的脉络，公开以朱幕之后道统的接续者自居，充分表现出一位青年学者非凡的自信和自负。在写给学者的书信中，他曾以“豪杰”比之于儒学“圣贤”，又“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他这样说道：

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独愿学孔子，而卒得其传。当斯时也，旷古一人而已，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溺于俗儒之陋习，淫于老、佛之异教，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问。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其孰能与斯时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而自任者，果有其人乎？（虞集《吴公行状》）

吴澄在这里高度评价孟子、朱子继承儒家道统并将儒学发扬光大的历史功绩，随即又明确指出在朱子之后尚无他人承传道统，实际上自许为朱子之后一人而已。为此，他在这封书信中又接着说道：

澄之韶此时，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以时文见知于人，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而未知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以进于圣贤之学，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豁然似有所见，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因未敢自以为是，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同上）

吴澄这几句委婉而又直露的话语，对于朱熹之后道统的承传者，大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意，足见吴澄胸中抱负何等远大。

此后，吴澄在经学上确实以接续朱熹为己任。他鉴于《孝经》因后儒穿凿更改，真伪混杂，首先加以校正。朱熹曾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皆齐鲁闲儒纂取左氏请书语为之传者，又颇失其次第。吴澄谨遵朱子遗言。特据朱子刊误以今文、古文校其同异，经增删修订，编成《孝经》善本传世。同时，他又采集其他典籍中谈论“孝”的文字，另外编成《孝经外传》一书刊行于世。

这一年，吴澄又潜心研读邵雍《皇极经世》一书，颇有所领悟。他不满那些对《易经》抱着一知半解的人，往往流为术数之末，于是便以先天六十四卦分配一元之数，仔细推究历代治乱相禅、兴衰交替的缘由，从而撰写了《皇极经世续书》。可惜后来因遭受兵火之灾，该书竟至散佚不存。

咸淳六年（1270）八月，吴澄应抚州乡贡，以《乾卦保合太和万国咸宁赋》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他又奔赴京师应礼部试，不料名落孙山。吴澄虽然成了一个落事举子，但并不灰心丧气。他回到崇仁故里，精心整理旧作，编纂成书，题名为《私录》。程若庸先生在此书后写了一篇跋语，其中有云：“若庸来此二十二年，阅人多矣，未见年方弱冠而有此志量，有此工夫，广大精微，无所不究，如昼方旦，何可量也。仆虽老不敢自弃，愿闻切磋语。”短短几句话，高度评价了吴澄的渊博学识，充分肯定了他的著述成就。

当时，南宋日趋灭亡的征象已经越来越明显。吴澄眼看国家衰败，儒道凋敝，只好闲居家乡，授徒讲学。他修建了几间简陋的茅屋，作为自己安身之所，还特意在门窗上题辞曰：。

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

这显然是取诸葛亮隐居待时之意，表示自己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胸襟抱负。然而南宋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没过几年便土崩瓦解了，可惜吴澄满怀壮志，未得施展。学友程钜夫深知吴澄当时的良苦用心，专门为他的茅屋题名曰“草庐”。从此以后，四方学者便称吴澄为草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