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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1178—1235）是南宋后期与魏了翁齐名的一位著名理学家，也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少幼苦读成器入仕为国分忧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自幼聪颖，4岁开始读书，即能一过成诵。德秀从小爱好学习，在学习中勤奋过人。据其学生刘某在他死后所写的《行状》记载：“入小学夜归，尝置书枕旁”，深夜还在蚊帐中看书，以至蚊帐被蜡烛薰成黑色。当其他儿童玩水游戏之时，德秀就把这些儿童的书取来阅读熟了。真德秀15岁时丧父，其母亲吴夫人在穷困中操劳家计，供他学习，抚养其成长，使他获得了专心学习的机会。由于他勤奋努力，学业上进步很快，在18岁时便考上了举人，19岁时即来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和魏了翁同榜考中进士，授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判官。再试，中博学宏词科，被闽帅萧逵聘为幕僚，协助萧逵办理政务，旋召为太学正，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升为博士官。
自从政之后，真德秀胸怀忧国忧民之志，竭诚于职守，希望能够使处于内外交困的宋王朝振作起来，以摆脱危机。他是当时腐败政权中少数头脑清醒的大臣之一。真德秀的治国方案主要是用理学思想为指导来正君心，眼民心。在对待北方金人的侵略上，他一方面反对纳贡称臣，一方面又主张不急于征讨，而应该首先巩固内部，实行自治自守的政策。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宋小朝廷确实已面临日暮途穷的处境，根本谈不上恢复故疆。他鉴于韩囗胄贸然出兵北伐惨败的教训，主张清除腐败，严肃政纪，收服民心，这对当时处于危势的宋王朝来说，不失其为正确的决策。他看到当时南宋再也经不起大的折腾了，于嘉定元年，首次入对，向理宗进言说：
权臣开边，南北涂炭，今兹继好，岂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岁币数，而吾亦日可增；金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日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币，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馒我乎？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心。”（《宋史》本传）
提醒最高统治者不要安于暂时的和平，应该看到其中隐藏的祸患和危险性，所以应该提高警惕思图振救之法。按照真德秀的意见，其振救祸患之法就是崇尚理学，奉行正道，褒崇名节，以明示好尚。因此他还对理宗说：“囗胄自知不为清议所贷，至诚忧国之士则名以好异，于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论不闻；正心诚意之学则诬以好名，于是伪学之论兴，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同上）真德秀认为，韩囗胄制造“庆元党禁”，禁止理学，迫害理学人士，使正道不行。他趁理宗有改弦更张之意的时候，劝其重兴理学，以正人心、定国是，转移风气、矫正士习。他和魏了霸一样，认为当时解决政治混乱的根本方法就是推尊理学。
嘉定三年（1210年）真德秀在入对中又向理宗提出两条建议：其一：“开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长之渐”。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广开言路，倾听更多人的意见，制止邪说歪道，以抑制小人之势；其二：“选良牧，励战士，以扼群盗声张之锐。”这是为了防备内乱，加强统治。他认为从当时的内外形势看，南宋王朝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真德秀特别强调“公议”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他说：
天下有不可泯没之理，万世由一日者，公议是也。自昔虽甚无道之世，能使公议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议不存于人心。囗胄用事，能颠倒是非于一时，终不免为世大戮，何者？公议，天道也，囗胄犯之，则违天矣。故善为国者，畏公议如畏天。则天佐之，人助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6《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这些话也是对皇帝讲的，要求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言论公开。他把“公议”提到“天理”的高度，企图得到皇帝的重视。既然“天理”是永远不可泯灭的，那么，作为“天理”之表现的“公议”，也是万世如一日，不可泯灭的。其不可泯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公议”存于人心，尽管有权势的人可以暂时颠倒是非，然而最终为世人所不容。真德秀认为，“公议”，就是“天道”。顺应天道，则人佐之，天助之。这种天人一体的思想显然是儒家的顺天应人思想的表现。
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冬十月，真德秀受命为特使北去金国庆贺其新主登位，十一月至盱眙（今属江苏），有消息传来，得知金国发生内乱，就中途返回京师。他回朝之后，对宁宗说：
臣自扬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无际，陂湖相连，民皆坚悍强忍，此天赐吾国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为进取之资。
顾田畴不辟，沟洫不治，险恶不扼，了壮不练，豪杰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则徒以长江为恃；岂如及今大修垦田之政，尊为一司以领之，数年之后，积粟充实，边民父子争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粮饷，皆为精兵（《宋史》本传）。
这个建议，对于当时巩固北方边防，不失其为最好的策略。由于南宋王朝的政治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数各级官吏文恬武嬉，不顾大局，搜刮民脂民膏，图一时之享乐，造成沃野荒芜，田畴不辟，水利失修，边关要隘守卫松弛，兵士不加训练，武备人才不受招用，一旦有警，只侥幸寄希望于长江天险之阻，这是很危险的。真德秀看到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和人民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也看到了统治阶层对上述问题的忽视。他认为，如果能够在长江以北的南宋辖区设立专门机构，派人前去，一面大修垦田之政，解决了生产问猓怀鍪辏涂梢允够⒊涫担幻?就地组织爱国群众，因其什伍进行军事训练，一定能够做到足食足兵，巩固边防，抵御北方敌人的入侵。可惜真德秀的满腔热情和正确的建议，未被腐败的当权者所采纳。于是他只好再进忠言，提醒最高统治者说：“国耻不可忘，邻盗不可轻，幸安之谋不可恃，导谀之言不可听，至公之论不可忽。”（同上）真可谓竭尽忠忱，不遗余力。
真德秀于宁宗在位的后期，忧患于国事，屡屡进言，数年之间，“论奏恳恳，无虑数千万言”，其中许多意见十分中肯，因而受到了宁宗的尊重，可又引起了当时身居高位的权相史弥远的忌恨，原来自韩囗胄失败后，大权落到主和派史弥远之手，他结党营私，重用小人，排除异己，真德秀对其所作所为十分憎恶，由于这些原因，史弥远对他更为不满。另一方面，由于真德秀的奏议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些正直的士大夫之心声，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甚至将他的论奏抄录出去，进行传播和诵咏，这就使他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这时史弥远又想笼络他，使之为己所用，而真德秀却不与之合作，主动请求到地方上去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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