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在其初步发展时期，虽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但并未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理学的基本思想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又以其精巧的哲学思辨来论证“三纲”“五常”的至高无上性，竭力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政治服务。然而，它又继承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主张对大地主、大官僚的过分骄奢淫逸和无限制的横征暴敛、腐败贪残等伤天害理行为进行适当的限制。基于这个原因，它必然要受到特权阶层的限制和压抑，虽然有一些崇尚或支持理学的官僚士大夫竭力为之提倡和争取，但仍得不到顺利的发展，乃至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受到牵连或压抑，其倡导者甚至遭到打击排斥。南宋前期出现的“庆元党禁”，曾使理学遭受厄运。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理学势力相当可观，当时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聚徒讲学，其影响很大，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朱熹等人还借助于给皇帝讲书的机会来干预朝政，因而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敌视和反对，如郑丙、陈贾、林栗等人就十分敌视理学人士，先后奏请禁止理学。到来宁宗庆元年间（1195一1200年），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以赵汝愚同韩囗胄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权力之争。当时身居相位的赵汝愚，引用了朱熹等理学家担任要职，而韩囗胄则在朝中一批反理学官员支持下，与赵汝愚争夺权力。结果是韩囗胄得势，赵汝愚被迫下台。这就使理学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理学被定为“伪学”而被严令禁止，又将朱熹等59人列为“过党”加以打击排斥。此后，理学便开始处于低潮时期。

魏了翁在上述情况下，于1199年考中进士。到了庆元年间（1205—1207年），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冒然发动了对金战争，结果失败被诛。嘉定改元（1208年），史弥远为相，以韩囗胄为代表的主战派势力受到挫败。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理学又重新抬头。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的。他们二人“志同气合”，共同为“嗣往圣，开来哲”——为接承“道统”，振兴和发扬理学而共同奋斗。

嘉定九年（1216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官的魏了翁开始上疏宋宁宗，请求表彰理学开山周敦颐，请为之赐封谥号。其奏疏说：

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这其归。……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晓然于诛泅之正传。……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虽三人皆不及大用于时，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治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盖甚不浅。（《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

对理学家的褒赠，在当时已有先例，如嘉定二年（1209年），宋宁宗曾下诏，赐朱熹为“文公”，嘉定八年，又谥张栻为“宣公”，嘉定九年，再谥吕祖谦为“成公”。然而，请为周敦颐和二程赐谥号，则是一桩不寻常的事件。按照历史惯例，死后有资格受封谥号者，都是在生前地位特高、受到皇帝敬重的人，周敦颐和二程，生前并未显耀于朝廷，社会地位不高。再则，史弥远之表彰朱熹等人，实出于政治需要。因此，朝廷对魏了翁请给周、程赐封谥号和定理学为正宗的建议，一时难于作出决定，因而迟迟不能表示可否，更未得到施行。

嘉定十年（1217年），魏了翁再次上疏申言前奏，请为周敦颐和二程赐封谥号。在此次上书中，他把这件事看做是关系“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的大事，要求把他们的思想学说定为指导思想，“以风励四方，示学士趋向之级，则其于崇化善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同上，《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经过魏了翁的一再奏请和强调，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的有力支持，到了嘉定十三年（122。年），宋宁宗终于决定下了诏书，谥周敦颐为元公，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并向全国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以此为契机，崇尚理学之风很快就在国内各地兴起。各州郡纷纷为周程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应各州郡之请，为各处的周、程祠堂作记，表彰宏扬，大张理学旗帜，如他在《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中说：“不有周程诸学为图为书，振聋发瞽，如是而为极、为仪、为性命，为仁义礼智、为阴阳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穷理致知之要，则人将泯泯愦愦，无所于闻。”（《全集》卷48）这些话，将周敦颐和二程同他们开创的理学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在魏了翁看来，有了周、程三人的出现，世人才得以从“泯泯愦愦”中清醒过来，否则文明将会趋于纸灭，人们只能懵懵懂懂地处于野蛮状态之中。这种看法未免夸张过分。

周、程等理学家及其所开创的理学受到朝廷的公开褒扬，这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自此以后，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不仅成为南宋后期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并且一直为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尊崇，成了长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理论基础。由此可见，在使理学从“伪学”变为官方正统学说的过程中，魏了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魏了翁当时竭力倡导理学，虽然是为了帮助南宋王朝维护其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那时的南宋小朝廷苟安东南一隅，统治集团中的权贵们，甘心忍辱事敌谋和，不思进取复仇，恢复失地。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巩固既得利益，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求，不断加深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魏了翁曾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有所揭露，他指出：“富者连阡陌，贫者厌糟糠”（《文集》卷43，《谭州惠民仓记》），“俗流世坏，士大夫以官为市，与民为仇。”（《文集》卷37，《江陵别安抚》）“以渔猎为学问，以辍辑为文章，以操功为实才，以贪刻为奉公”（《文集》卷16；《论敷求硕儒开阐正学》）。他揭发上述士人将“六经之书仅为记览辞辩之资，而鲜有以施诸政。”（《文集》卷43，《谭州惠民合记》）正是由于上述腐败之风，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统治危机，使南宋王朝处于岌岌可危之中。作为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魏了翁，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危机，他企图以理学为国号，使之作为指导思想，用以整治人心，扭转政风和士风’达到挽救危机之目的。这就是他和真德秀等人要极力为理学争取地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