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发展到了唐代中后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传统儒学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儒家学者开始摆脱两汉以来的章句训诂解经模式，寻找对儒家经典的新的解释方法，并重新思考儒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探索儒学发展的新途径。早期古文运动关于文与道的关系的讨论，以及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研究，都反映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从思想史角度说，早期古文运动至少为儒学创新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个是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要求文学应以儒学为根本，为宣传儒学服务。一个是离开章句训诂之学，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而以啖、赵、陆为代表的《春秋》学派，否定《春秋》三传的权威性，以经驳传，按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直接从孔子对春秋时代的认识中获得对现实的启迪，为现实服务。

柳宗元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思想上坚信儒家学说，在理论与行动的基本方面，以实践圣人之“道”自任，“惟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武丁）、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道统”，与韩愈之说相呼应。他认为，孔子集先圣之大成，“夫子之道阂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他声称读书作文“其归在不出孔子”，一生努力为“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但他不赞成墨守章句、死背教条以矜世取誉。他特别强调通经以致用。在永州时，他曾在文章中说：“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他认为，得到了官位，就应该把平生所学的“圣人之道”付诸实践，这样才不辜负孔子的教诲。单单靠讲说诵读，难以称之为儒。他又说：“仲尼之说岂易也？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仲尼岂易言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他鄙视仅得皮毛的学习方法，更看不起章句之徒。他提出要把握“孔氏大趣”，即要摆脱圣经贤传表面文字的束缚，直接理解儒学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就是所谓的“圣人之道。”

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又指出：

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在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他批评言儒术者迷失了儒学的精神实质，使“道不明于天下”，儒学失去了人心。他要为恢复儒学的本来面目而呐喊。

柳宗元早年形成的积极用世的政治态度和不重章句的学术思想，使他接受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学。在长安时，他从友人韩泰处得到了《春秋微旨》，又从吕温处得到《春秋集传纂例》。他任礼部员外郎后，陆淳做太子侍读，他们居处近邻，柳宗元拜陆淳为师。因此，柳宗元受到陆淳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深刻影响。柳宗元极为推崇陆淳的著作，认为它们真正体现了“孔氏大趣。”他说：“《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认为陆淳的著作真正发扬了《春秋》的大义。他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中概括说，对于《春秋》三传论注疏说者百千人，著作“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而陆淳与啖助、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其不侈大矣哉！”他盛赞陆淳等人的治学方法为普通人学习“圣人之道”提供了简捷的途径，使人能真正把握“圣人之道”的真谛。

柳宗元还接受了陆淳学派的怀疑精神，对自己认为不正确的传统观念和说法大胆怀疑，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之言，也往往以非圣人本意为由而加以批驳。他对于自《诗》《书》直到孔、孟、董（仲舒），扬（雄）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进行过批判。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批判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的专著《非国语》。后来有人批评柳宗元“是非多谬于圣人”、“悖理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对圣贤的权威多有冒犯，引起一些卫道士的不满。

陆淳学派重“会通”的治学方法，也对柳宗元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反对“党枯竹，护朽骨”，不墨守成说，解释儒经时除了不主一家外，进而兼取诸子百家。赵匡曾经主张“既通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学兼经史，达于政体”，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开阔视野。柳宗元受他们的启发，认为“儒墨名法”各家都具有“有益于世”的内容。他又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柳宗元身上较少酸腐之气、文化心理上不那么狭隘，对待异质文化不像韩愈那样简单排斥。他从古代各种文化、各家学说中汲取了优秀的营养，对他政治上主张变革，思想上融合儒佛，文学上勇于借鉴、大胆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