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历史上有所谓“六经”、“五经”、“十三经”和“四书五经”之名。这反映着儒学风格不断演变、内容不断充实扩展的历程。

1．从六艺、五经到十三经

六经起源于上古“六艺”教育。《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一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德”为思想教育，“六行”为品行教育，“六艺”为才能教育，概言之则为“德行道艺”。孔子向弟子进行六艺教育，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形成六经。《庄子、天运》曰：“（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即指此而言。六艺是六种知识技能，六经是孔子从事六艺教育的教材，六经亦称“六艺”。故贾谊《新书·六术》曰：“《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今《六经》缺《乐》，今文家以为《乐》本无经，附《诗》而行；古文家以为《乐经》亡于秦火，六经只有其五，故又称“五经”。汉武帝置儒学博士，以“五经”为称，原因即在于此。此外，礼分《周礼》、《仪礼》、《礼记》三书，是为“三《礼》”；《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三书，是为“三传”。此外还有《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由于历代尊经尊传不一，遂有“七经”、“九经”、“十三经”之名。大致说来，后汉始有“七经”之称，约以五经加《周礼》、《礼记》（或以五经加《论语》、《孝经》）。初唐有“九经”之名，约以《易》、《书》、《诗》、三《礼》、《春秋》、《论语》、《孝经》（或以为有《公羊》、《谷梁》，无《论语》、《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刻石经，以《易》、《书》、《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至宋儒增入《孟子》，遂有“十三经”之名。宋儒又从《礼记》中分析出《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作为修身养性之初阶，与前五经相配，故有“四书五经”之称。历代儒学之士研究十三经，阐说发挥，有注有疏，汗牛充栋。唐代有《诗》、《书》、《礼记》、《易》、《春秋左传》“五经正义”及《公羊》、《谷梁》、《周礼》、《仪礼》四疏；宋代补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经正义。形成遍注遍疏群经的大型丛书，清代将其合刻在一起，即《十三经注疏》。

2．五经概说

儒家经典，与宗教圣经讲述神功异迹、清规戒律不一样，是关于先民实事的记录，是为人之道和处世之方的教科书。《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外，荀子、董仲舒、司马迁等人都有类似的阐述。概言之，《诗》是用以表情达意，抒发内心情感；《书》叙述先王政事，具有历史经验；《礼》记载行为规范，节制人的言谈举止；《乐》煊染和乐之情，激发人类好善之心；《易》阐发阴阳运行，以明变化之理；《春秋》反映等级名份，实为礼义之大防。六经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共同完成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缺一不可，故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亦曰：“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玉杯》）

诗又称《诗经》，为篇三百有五，故称“《诗》三百”。是孔子选编的古代诗歌总集。儒家认为，《诗》发于性情，内有哀乐之心，则外发于声音言辞，声成为文字就是诗，音合于韵律就是歌。诗歌就是人们感情的流露，故《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咏言。”歌者也许纯粹是感情的流露，但闻之者则可以知民间的喜怒哀乐，观为政之得失，此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古代有采诗制度，设行人之官，孟春之月振木择于路，采集诗歌。回朝献于大师，大师协比音律，奏于天子。王者即从献诗中观知民心政风。《礼记·王制》曰：“王者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即此之谓。另一方面，卿士大夫在外交、雅集之时，也常常用诗来表情达意，这在《春秋》时更是一代文雅风气，故《论语》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就是古人借《诗》言志的委婉作法。相传古诗三千余篇，是“孔子去其复重，取可施于礼义者”，上采《商颂》，下尽周室，共“三百五篇”（《史记·孔子世家》），制为定本。这就是《诗经》的起源和积集过程。六经中，《诗经》是孔子最早整理的一部经典，《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诗》排在四经之首。自兹而后，《诗经》传授不绝，形成了气势颇大的《诗》学。

在儒学传授过程中，关于《诗经》有所谓“六义”、“四始”、“二南”、“正变”等《诗》学义例问题。六义，《周礼·大师》又称“六诗”，即“风、雅、颂，赋、比、兴”。六诗各有寓意，故经学家又称为一六义”（《毛诗序》）。孔颖达说“风、雅、颂”是“诗篇之异体”；“赋、比、兴”是“诗文之异辞”。风分十五，《周南》、《召南》为其首，各系一国之事，为侯国诗章。雅分大、小，系天下之事，为王政之诗。颂分商、周、鲁，美盛德之形容，为歌功颂德之篇。赋者铺也，铺陈言辞，直叙其事。比者喻也，歌他事以喻此事。兴者起也，先言他物以引出正题也。前三者讲诗篇的体类，后三者讲诗歌表现手法；前者属文体学，后者属文章学。“四始”指《诗经》四种体类的首篇，即《史记》所谓“《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记住始篇，以免篇简错乱，此四始本意，后世关于“四始”阴阳五行化的说解都不可信。“二南”即《周南》、《召南》，为十五国风之一，二南问题古来纠葛最多，都为臆说，金景芳先生解“南”为任，周南即从周公所主之国（“自陕而东”）选出的诗篇，召南即从召公所主之国（“自陕而西”）选出的诗篇。“正变”：内容纯正，可为师法的诗为正诗；内容有怨刺，值得引以为戒者为变诗。《诗经》自孔子删定之后，儒者口诵心记，世代相传不绝，秦始皇焚烧诗书，《诗》即因深藏于人们记忆而不绝。汉兴，传《诗》有三家：齐、鲁、韩，立于学官，都是今文。鲁国申公（培）所传，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所传为“齐诗”。燕人韩婴所传为“韩诗”。又有诗古文：相传孔子授诗子夏，子夏作《诗序》，四传至河间大毛公，作《毛诗诂训传》，授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号为“毛诗”。今文诗倡以“四始五际”之说，颇陷于机祥。《毛诗》重名物训诂，质实雅正，大重于时。郑玄为《毛诗传笺》，三家遂废。其后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存而无传，后之学者唯毛诗是依，唐《诗经正义》即取毛传郑笺，以为定式。

书又名《尚书》。是古代档案资料选编，《汉书·艺文志》：“《书》者，古之号令。”即指此。相传古者《书》三千余篇，孔子删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几百篇。又作《书序》揭示作者之意，排安先后次序，这就是《尚书》。《书》有六体：典、漠、训、诰、誓、命，皆远古帝王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使用的文献名称。汉以来盛行“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的说法，实为谬说，《尧典》、《禹贡》、《洪范》等即是记事之篇，实无“记言”之科。《书经》选自历代档案文献，记言记事俱有，故孔子、庄子都说“《书》以道事”，并无《书》以记言之说。儒家以为《书》记先王前言往行，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获得仁行义方的启示。《尚书大传》说：六篇誓辞可以观义，五篇诸文可以观仁，《甫（吕）刑》可以观刑，《洪范》可以观法，《禹贡》可以观九州之事，《皋陶漠》可以观政治之术，《尧典》可以观尧舜美德。儒家主张从寻常处看到不寻常，从一般中看到不一般。以今天的眼光看，《尚书》的文章，自《盘庚》以下多出实录，以前则多是故老相传的口碑资料。佚《家语》载：漆雕开“习《尚书》，不乐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知孔子在世时《书》学已有专门人才。至秦焚书，儒者藏书壁中。汉兴，济南伏生发取其书，亡数十篇，得29篇，以汉隶写录，是为“今文《尚书》”。汉代立于学官的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是今文。景武之际，又得孔子壁中古文《尚书》，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多得16篇，是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藏之秘府，后来民间稍有传授，但终不甚显、至东晋时期，梅颐献58篇本的《古文尚书》，并有传注，说是孔安国所作。风行于南北朝，唐修《正义》，亦用该《书》。后来，南宋吴(木或)、朱熹对后出古文《尚书》以文字浅显提出怀疑；明人梅囗作了进一步论证，至清阎着璩、惠栋而成定说。

《十三经注疏》本，即沿用梅颐所献《古文尚书》，其中包括与今文29篇相同的33篇：即《尧典》、《舜典》（今文合于《尧典》）、《皋陶谟》、《益稷》（今文合于《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诸》、《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今文合于《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今文所无25篇：即《大禹漠》、《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诘》、《汤诰》、《伊训》、《大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囗命》。

宋、明、清代学者一般认为，梅氏所献多出的25篇，是梅氏伪造（也有人说是王肃伪造），58篇传注亦是梅氏所撰。不过清人还承认，伪《书》文字多系缀拾古书所引佚《书》的零篇断简而成，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只要知其来源，校以原文，仍可引据。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发覆伪《古文尚书》根抵甚详，是清代辩伪的代表作。不过，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篇》引十八家《晋书》，列举了古文《尚书》自西晋郑冲、苏愉、梁柳、臧曹，到梅赜（即梅颐）的传授世次，还指出皇甫谧从“姑子外弟梁柳边（处）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前儒错误地否定了古文《尚书》这一传授记载，已经陈梦家、蒋善国、李学勤等先生考定证实。根据《帝王世纪》辑本，皇甫谧当时已引及《五子（之）歌》、《伊训》、《汤诰》、《仲扈之诰》、《君牙》、《伯囗》（即《囗命》）。还征引孔安国传两处。此外，仲长统还引述过《周官》，应劭引《泰誓》，徐干引《蔡仲之命》，郑玄引《伊训》、《周官》，郭噗亦引孔传等等。前贤已多有指出。可见58篇古文《尚书》，在梅颐之前（甚至早在东汉中后期）即已流行，广为学人征引，师传有自。还有学者研究指出，清儒指责是伪书的古文《尚书》孔传，与王肃《书》学不合，古文《尚书》及孔传也不可能是王肃所撰。因此，尽管古文《尚书》问题已历经宋明清以及近代学人研究，定为伪书，但是面对这样多难已解释的现象，仍有学者主张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甚至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礼礼是政治伦理、行为规范的总称。从历史的角度看，礼起于俗。二者的区别在于：俗本于自然，礼出于制作；俗是礼建立的基础，礼是经典化了的俗。儒家对礼的起源补充了许多哲学的论证，一则以为“礼本于太一”（《礼记·礼运》）。在阴阳未剖，天地未形之时，礼的根据即已具备。天地既分，礼就形成了，如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动物界的长幼之序，即是礼的最初形式。一则曰：礼本于性情。此说以荀子为代表，认为人生性恶，性恶必有争，有争必生乱，故圣人制礼，节之以度，文之以礼，以绝乱源。儒家还说，早期的礼十分繁杂，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这当是包括礼与俗而言。今流传下来的所谓“礼”有三种，即《仪礼》、《周礼》、《礼记》。《仪礼》又称“士礼”，是关于士人婚丧嫁娶、祭祀社交的礼仪规定。《礼记》则是关于《仪礼》意义的文字说明。《周礼》原名“周官”，是先秦所传周人设官分职的记录，西汉末年刘歆表彰之，视为周公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囧琺，题称“《周礼》”。礼经三书，各有专主，《仪礼》主仪节，《周礼》主制度，《礼记》主义理，相需而行，是有关先秦时期政治、伦理、社会制度礼仪的具体规定和理论阐述。

易又称《易经》、《周易》。关于易的内容，前人每曰：“易本卜篮之书”，庄子则曰：“易以道阴阳”。前说得易之“用”，后说得易之“体”。在易学的早期历史上，《易经》正是以阴阳为内容来占筮吉凶的书籍。《易大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正好揭示了《易经》作者的宇宙生成观和《易经》创作的哲这基础。两仪即阴阳，天地为其代表；四象即少阴少阳、太阴太阳，四时为其代表。在作《易》者看来，天地万物、宇宙洪荒，无不根基于“太极”，肇始于阴阳。自太极而剖分为阴阳，由阴阳形成天地；又自阴阳而演化为四象，流为四时。自天地运行、阴阳合气、四时化生，然后万事万物得以化成。为了表现这一宇宙生成图式，《易》作者用“一”代表阳，用“一一”代表阴；两画相重以为四象，三画重之以为八卦；八卦相配（相摩相荡）即为六十四封，代表万物。既然天地万物皆是阴阳运行摩荡的产物，那么阴阳的流行、消长，自然也会影响事物的穷通利钝。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便运用卦象变化、交位升降的原理，来判断吉凶、预知祸福。其原理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何以能将实在的事物与抽象的卦形、交象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抽象的符号之变何以能预示事实之变？却无人作出满意的、可信的解释。因此用《易》来卜筮，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但是一旦与实践相验证，则多归于荒唐。《易经》结构，分经分传，由乾、坤至既济、未济共六十四卦，其卦画、卦辞、爻辞即经。其附于卦下的《彖辞》、《象辞》和乾、坤之《文言》，及《序卦》、《系辞》、《说卦》、《杂卦》为解经之传，其中象分上下，象有大小，系辞二篇，共十篇，号称“十翼”。关于《易》的作者，自古以来纠葛最多，传统看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说虽然不必坚确不易，但就各篇成书时代论之，则大致不差。

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道大行，有诗可以观、可以讽；王道板荡，风雅扫地，上篡下替，名份荡然，于是孔子起而作《春秋》。《春秋》正是孔子为了重整社会秩序、重订等级名份而创作的一部政治教科书。《春秋》原系鲁史，孔子据之，上断自鲁隐公元年，下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相当于鲁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孔子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来垂教，是由于这段时期形势最乱，欲通过褒讥贬绝于乱世之间，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明乎是非去取。孟子曾述孔子作《春秋》之意曰：“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孔子所修《春秋》，就其历史事实看，与晋《乘》、楚《祷机》没有两样，但若问其中的“义”，则是孔子的独家创造，与二史有本质不同。所谓“义”，即精神实质，经学上称之为“微言大义”。孔子的《春秋》与一般史书不同，她是一部孔氏思想史，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孔子修《春秋》，以“仁义”为指导，以周礼为准绳，对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取其可奉为榜样或可吸取教训者，笔则笔，削则削，严格去取，一丝不苟。行文措辞，或褒或贬，或讥或刺，用语十分微妙，这就是“一字褒贬”。故董仲舒曰：“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仁义）而已矣。”司马迁曰：“《春秋》，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孔子作《春秋》，系用鲁国近、现代史寓教，涉及许多当世尊者、贤者、亲者，其间褒贬之意不便明确见之于文字，只口授心传，给弟子。孔子卒后，弟子人人异言，一部《春秋》，被解释得五花八门，彼此异义。迄至汉代已形成五大系统：公羊氏、谷梁氏、左氏、邹氏、夹氏。《公羊传》、《谷梁传》皆在汉代著于竹帛，《左氏传》亦发现于秘府，邹氏无传人，夹氏未有书，具有流传价值者，只《公羊》、《谷梁》、《左氏》三传而已。三传之中，公、谷传《春秋》之义理，注重微言大义；左氏传《春秋》之事实，注重历史依据。《春秋》本是极其简单的纲目，宋人曾讥之为“断烂朝报”；后人能知其微言大义者，以有《公羊》、《谷梁》二传；能知其义例之依据者，则端赖《左传》的史实记载。三传相需而行，互济不足，前人因门户家法的篱藩而是此非彼、抑此扬彼于其间，皆浅学曲士之见，不足为法。

综而言之，就内容观之，《诗经》是诗歌，属于文学；《书经》言政事，属于政论；《礼经》言行为规范，是士大夫行为守则（《周礼》讲设官分职，是官制；《礼记》讲礼意，是伦理哲学。）；《易经》讲阴阳变化，是哲学著作；《春秋》讲名分，是政治学和历史学教材。就其功能言之，《诗》可以发抒性情，陶冶情操；《书》可知历史得失，开发智力；《礼》可知行为准则，循规蹈矩；《易》可知吉凶，见微知著，提高预见能力；《春秋》可知礼义，正确地进退去取。另外还有佚失的《乐经》，可以抒发情感，加强和乐气氛。如果用今天的分类法来归类，《诗》学、《乐》学属于美育，《礼》学属于伦理学，《书》学、《易》学属于智育，《春秋》学属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六经分别由美育、智育、德育和政治指导诸方面，完成对士人的培育和塑造工作。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董仲舒曰：“六学皆大而各有长。”正是就六经各有所长、相辅而行这一功能说的。六经的唯一缺陷是缺少数理方面的内容。但是在知识还不太广博的古代社会，儒家能够选择出这样系统的教材来教育和造就人材，已经是举世无双的了。六经教育基本适应和满足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需要，因此它才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数千年相传而不息；也正由于它内容基本包括了古代社会知识的各个方面，故数千年中国士子文人，无不以五经启蒙，又以五经立命，终其生游心于此而不疲。五经既是中国人的启蒙益智的教科书，也是中国人立言立命取之不尽、演绎不穷的圣经宝典。始于五经，终于五经，形成了一个世界少有的、有趣的文化学术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