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形成的。儒学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即先秦儒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

先秦儒家诞生于春秋末年，为孔子所创立。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家，他一生教学，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又删订《诗》、《书》，修起《礼》、《乐》，赞《易》，修《春秋》，制定了儒家经典。他还精研罩思，形成“仁义礼”一体论、仁政德治论和“君子”道德伦，为儒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作为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正式问世了。孔子创立儒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学派的诞生，而且由于儒家讲学之风的影响，促成了诸子争鸣的形成和百家的诞生，带来了中国学术繁荣的第一个高潮。战国是儒学壮大期。此时儒家得到初步发展，成为势力强大的一世“显学”。《史记》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儒林列传》）在诸子百家竟相争鸣的学术风气下，儒家作为一个“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的显赫学派，在列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与风靡一时的墨学并为当时的两个“显学”。但这时儒家内部也产生了分化，韩非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仲良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班因说：“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即指此而言。儒家八派的流传宗旨多不可详，唯子思、孟氏、孙氏三家略可称说。子思即孔子之孙孔亻及，孟氏即孟轲，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为“思孟学派”，传孔子“仁义”之学。孙氏即荀子，远绍子夏之绪，传孔子“礼乐”之学。孟、荀崛起于战国时期，辟杨墨、攻异端，捍卫了儒学的显学地位，也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

两汉儒学，趋于独尊，也是儒学蜕变，成为御用学术的开端。秦统一中国，儒家以不合时宜、是古非今惨遭“坑焚”之祸，由显学堕入低谷。汉弛挟书之禁，经出崖壁，大儒间出，伏生、因何、辕固、韩婴、胡毋生之伦，竞相设帷执讲，传经授学。但汉初休养生息，崇尚黄老“无为”之治，儒学不绝若缕。汉武龙兴，仲舒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学校之官，建博士之职，儒学迎来了希望的春天，成为指导中国政治、思想、风俗的经典学问，形成影响深远的经学。在汉代，以儒学造就人才，士子进身，官吏升举，多取经明行修、儒理精深之士，于是父敦其子、妇劝其夫，莫不以进学业儒为事，儒学史上开始了第一个辉煌灿烂的极盛时期。另一方面，儒学在两汉又出现了变异和分化，汉代儒学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以董仲舒为首的经学家引阴阳五行以解儒学，西汉末盛行谶纬迷信思潮，弄出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使这一治学风格达到极点。由儒学的异化而有经学的分化，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分野。今古文问题，最初只以经本文字的“今”（汉隶）“古”（战国古文）而得名，但一经对立，互相立异，各缮营垒，因而先从文字分歧，进而在治学风格、思想内容乃至经篇的有无残全上，都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经本上看，今文以齐、鲁、韩三家《诗》、今文《尚书》、《仪礼》、《礼记》、今《易》、《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经典；古文家以毛《诗》、《古文尚书》、《周礼》、逸礼入古《易》、《春秋左氏传》为经典。在相同的经典中，古文经比今文经内容齐全，文字可靠。在思想内容上，今文家以《王制》、《公羊传》为依据，所讲制度规模比较狭小；而古文家以《周礼》、《左传》为依据，制度弘大，内容丰富。从治学风格看，今文家力图发现五经中的“微言大义”，牵强比附，甚至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古文家则重视经文本义训诂，名物考实，以质实纯正见长。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时期，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自“《公羊》学”而入五经，特别善于发挥“微言大义”。他又把儒学与阴阳、五行、名、法、方术结合起来，改造成适合西汉大一统形势和积极有为政治需要的学术，因而获得西汉统治者的特别赏识。也是他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以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先河。汉成帝时期，刘歆校书中秘，发现大批古文经书，请求设立学官，广其流传。今文博士深辟固拒，刘歆移书让之，斥其“抱残守缺”，“是末师而非往古”，于是激起今古文之争。从此，今古学家各执一端，互相排斥，形同水火。王莽曾立古文博士，旋因败灭而罢休。东汉时期，朝廷虽然只设今文博士，但治古文经学者实繁有徒，大师辈出。贾逵、马融、许慎、郑玄，各领风骚。特别是郑玄，他遍注群经，杂糅今古，从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时称“郑学”。

魏晋玄学，儒学向异教蜕变。汉末的郑学，总结两汉经学之功有余，而开辟新视野不足。郑注三《礼》，融会今古，平实雅正；所注《周易》，拾取今文象数之绪徐，大谈交辰，陷于机祥，圣人义理尽失，读者味若嚼蜡。于是，聪明睿智之士转而寻求理论的思辨，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玄学以《易》、《老》、《庄》为谈资，号称“三玄”。他们毁弃名教，轻薄礼法，对传统道德、经学，实为一大解脱。但援释道“虚”“无”以释儒典，窈渺虚空，玄之又玄，大异儒家“修齐治平”之旨。随着南北朝政治对立的形成，儒学又分为“南学”、“北学”。南学宗三弼注《易》、何晏注《论语》，崇尚玄学，简洁而得其精华；北学守郑玄经注，质定名物，繁芜以穷其枝叶。

隋唐一统，儒学也复归统一。陈隋之际，陆德明综合南北训诂，著《经典释文》；唐贞观年间，孔颖达、贾公彦等奉诏修纂《五经正义》，广采博稽，南学（玄学）北学（汉经学），熔为一炉。此后数百年间，士子为学，官府铨选，一是皆以《正义》为准，儒学在统一的范式中，行使其塑造中国文化的职能。传统“汉学”的种种分歧和争端，也在这里作了总结。

宋明理学是儒学又一变种，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时间最长。理学开端，可追溯于唐中叶。其时“三教并重”，儒、释、道竞相扩展势力，逐渐形成合一趋势。韩愈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倡为“性命”、“道统”之传。柳宗元则倡为儒释互补之说。宋承中晚唐革新儒学的潮流，以兴儒学、卫道统相标榜，反佛、老而熔佛老，建立了遗落训诂、专言义理的新儒学——理学。理学由周敦颐、张载、邵雍开其端，程颖、程颐扬其波，而以朱熹集大成。降及元明，至于满清，皆以理学为最高的言论行为准则，理学统治中国达三四百年之久。其中虽然有洛、闽（主“义理”）与永嘉（主“功利”）之争，程（颐）、朱（熹）与陆（九渊）、王（阳明）之别，但总不出“心、性、气、理”、“格物”、“致知”的范畴。这一时期，一些理学家忘却了孔子化时济世的传统，究心于“天理”、“人欲”之际，特别是王学末流，陷入狂禅之弊，对经济治理，茫若烟雾。穷理尽性，以理杀人。儒学迂阔之弊，于此为极。

清代朴学，是对理学空谈误国的反动，也是中国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清初学者以“复古”求解放，家道许（慎）、郑（玄），世薄程、朱，以经世致用相标榜，以汉学相号召，以切实为职志。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王（夫之），并以求实、切理见称于时。但随着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和文字狱的兴起，家有智慧，发而为考据辨章、音韵训诂，形成了以名物训诂为特色的一朴学”风格。朴学盛于乾隆、嘉庆，故又称“乾嘉学派”。内中又有吴派（主“博古好古”）、皖派（主“实是求是”）竞相争雄，惠栋、戴震，各领风骚。研经究典，斐然成章。但是清代朴学总体特征是重名物而轻义理，为学术而忽实用，虽整理文献有徐，而经世先王之志，亦已衰矣！于是庄（存与）刘（逢禄）倡言于前，龚（自珍）魏（源）响应于后，肆言《春秋公羊》，阐明“微言大义”，积极入世，企图重致太平，是为“常州学派”。清代朴学乃东汉古文经学的翻版，是清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至于以西汉今文经学为法的“常州学派”，究属支流。

降及近代，列强侵逼，在工业文明大潮冲击下，儒学这道带着农业社会泥土芳香的“万仞宫墙”，土崩瓦解了。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不甘亡国、亡教、灭种的爱国志士，重张汉帜，再兴儒学。廖平、康有为又祭起“《公羊》学”的亡灵，唱起“兴三统、张三世”的老调，企图重振中华雄风，复庚子国耻的“九世之仇”。廖、康二人甚至以“主教”自居，欲组建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孔教”思想体系，以应付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但削足难以适履，古老的儒学自然难以容纳新式学问，杂糅而成的“孔教”哲学也无法叩开近代社会的大门。廖平屡变其学也难自适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传统儒学应该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了。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吸收现代思想资料重建的儒学新流派。“五四”运动“咑椡孔家店”，彻底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历史。提倡民主，追求科学。但是偏激士子，糠批传统，肆言西化，民族虚无，充斥寰宇。不甘失落的中国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人，以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对传统儒学，重加梳理，再作解人，使之注入新的灵魂，焕发新的活力，形成了以弘扬儒学、复兴本土文化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学派。新儒家苦心经营，瀛海内外，呼号奔走，对东亚儒家文化圈意识的形成，与有力焉。他们断言，以儒学为特色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模式，人类文明的出路，端在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复苏。日本的成功，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为他们的断言提供了佐证。

儒学六期分法，主要是依传统的时代分段法，若就治学风格言，不外乎“义理”、“考据”二派而已。汉代今文家、魏晋玄学家、宋明理学家，和清朝后期的常州学派、现代新儒家，即“经学义理派”；而汉代古文家、北朝北学诸儒、隋唐义疏之学和清代朴学家，俱为“经学考据派”。义理、考据二派既互相对立，又互相济补。若发明义理至于空疏，则有考据学家起而为之考事论实；倘考据训诂至于琐碎，则有义理学家为之提纲挚领，疏通大义。因此在儒学史上，今文学空疏苛繁而有古文；古文破碎大道而有玄学；玄学虚空而有北学与之抗衡；唐人义疏穷尽枝叶，故有宋明理学勃然兴盛；理学至于束书不观，故朴学力主无征不信；朴学究心于训诂而忘经世先王之志，于是常州学派经世、新儒家救世之说大行于天下。义理、考据二派角力争先，互有胜负，各有千秋。其间落后与陈腐自不可免，但就其积极意义言之，义理在救世，考据在求实。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求实基础上救世，以救世为目的而求实，就是今天中国人急待解决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