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19卷，朱熹于公元1190年在漳州刊出。其后学关于“四书”的讲义或精义之类的书很多。据清人陈衍《福建通志》统计，仅福建朱子学者的这方面著作就有150种之多。其学风基本上都是重义理而轻训诂，形成了不空谈、务致用的传统。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上说：“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可以说， 《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上承经典，下启群学，金科玉律，代代传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不可低估。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总之，朱熹注释“四书”，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目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四书章句集注》以“理”为中心，展现了“理”与儒家经典中的范畴体系的联系，并以此界定了这个范畴体系中的重要范畴，如天、人、性、道、心等。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心性合一”。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完全统一的。其道德理性的至高性与道德实践的自觉性，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朱熹借助“理一分殊”这个思辨之网，完成了道德理性的绝对化、本体化。他说：“天即理也。”天理流行，大化不息，生人生物，各有其理。而“性即理也”。如此，人便可以通过继善成性，摆脱“人心”，实现“道心”。《四书章句集注》自始至终贯穿了“明人伦”的宗旨。所谓“明人伦”，就是维护统治秩序，以实现政治上的安定。他多次劝告封建统治者应当注意“正心术以立纲纪”的治国大计，以“正心诚意”为定国安邦的大本。由此可见，其道德教育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四书集注》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使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四书章句集注》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明、清两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中国古代有“四书五经”，与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
·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
· 卷二·梁惠王章句下
· 卷三·公孙丑章句上
· 卷四·公孙丑章句下
· 卷五·滕文公章句上
· 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 卷七·离娄章句上
· 卷八·离娄章句下
· 卷九·万章章句上
· 卷十·万章章句下
· 卷十一·告子章句上
· 卷十二·告子章句下
· 卷十三·尽心章句上
· 卷十四·尽心章句下
· 四书章句附考序
·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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