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统治者提倡黄老思想,这是《史记》、《汉书》有明文记载的。《史记·儒林传》载: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汉书·外戚传》也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初一批当权的重臣,主要都是奉行黄老之术的,例如萧何、张良、陆贾等等。据《史记·乐毅传》记载了黄老思想传承的过程: “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盖公是汉初齐地的黄老学者,教授于胶西一带。齐相曹参听说其大名,便“使人厚币请之”,“避正堂,舍盖公焉。”这样,黄老道家就成为西汉初年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但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而且走上了政治实践,成为汉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黄老之学是汉初几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学说,汉初经济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恢复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之于黄老之学指导下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原则上说,这些看法并不有错,但未免对黄老学的实际影响力估计过高。这主要是由于黄老学的相关著作基本佚失,人们对黄老学在汉代的实际情况及其实际影响力缺乏真切的理解,故而或则语焉不详,或则多为推测之辞。

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先秦黄老学的具体内容以及黄老学与汉初社会的关联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逐渐深化了过去的认识,如金春峰研究了汉初黄老学与儒家的关系后就认为,一方面,对“汉初黄老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能低估”。“陆贾、贾谊、韩婴、董仲舒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引用和发挥着黄老思想。或者用黄老思想补充解释儒家思想,或者把黄老思想纳入体系,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甚至移花接木,用黄老思想为儒家思想作天道观的根据和基础”。

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事实正是这样,汉初统治者在政策选择上虽然看中的黄老学,但一则儒学在民间一直有很大势力,二则黄老学本身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黄老之学在某些内容上、价值指向上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外。过去学人多引用司马迁言儒道互绌的话及相关材料,来说明汉初儒道的对立和斗争。如司马迁说: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

但是,应该看到另一个深层次的历史事实: 西汉前期几十年在政策上公开推行黄老思想为治国基本准则的同时,也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参酌实施了儒家思想的相关内容,并收到了预期的功效。例如“约法省禁”,废除苛法和肉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本是儒家礼治、德政、仁义王道思想体系中的应有之义。由于这些与黄老学相通,就被较好地整合进了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中,并寄托在黄老思想中发展并应用。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汉初黄老政治及其学说的发展史,从陆贾到贾谊、从汉高到文景,就会发现,其儒家的色彩由轻而重。

可以说,先秦儒家的仁义王道学说、德礼刑政主张正是通过黄老之学与封建政治实践相接榫的。这也是汉初政治文化整合的一个侧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得到了重新解释和加工改造。所以,有论者说: “黄老学虽属道家,但由于它在学说上兼综诸家包括吸收儒家思想的特点,因而也成了由先秦诸子学向汉代儒学转化的思想桥梁。”正是黄老之学在客观上架起了由法而儒的桥梁,成了儒家思想由低潮转向复兴的一个阀门。通过汉初黄老政治这个阀门,思潮的流向不再是反归法家而是奔向了儒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黄老政治是儒家改造的契机,也是儒学复兴的通道。(韩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