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中国建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但是，秦王朝十几年就亡掉了。接着建立的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多次战争，地方分裂势力基本肃清，而楚文化、秦文化、齐鲁文化等也逐渐汇合。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需要主流思想文化。此时，研究《春秋》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董仲舒三次向汉武帝上书，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朝廷开设五经博士。随之而来的是，学习儒学成为当时教育文化的大事。到了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名师。《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记载：有些经学大师授徒讲学，听者往往多至万人。由此可见，研究儒家经典在当时已蔚然成风。

在汉代，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理解上有所谓古文、今文之争，还受到所谓“谶纬”的影响。所谓“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有时附有图录，故又称为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托名孔子（实际上与孔子无关），也是以诡语解经。

由于对儒家经典存在各种不同理解，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次讨论儒学经义的会议，制定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史称白虎观会议，由汉章帝亲自裁决。会后史学家班固整理成书，即《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它将儒学经义解说统一起来，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三纲”实际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孔子没有这样说过）作为核心理念。此时距离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已有200多年。可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经学，它为尊卑贵贱分野的封建社会政治关系找到一些平衡点。封建皇权统治以“三纲五常”为准绳，而民间亦以此作为维系社会关系包括宗法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以及民间乡约村规、家训、家谱，都以“三纲五常”为准则，这使儒学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天宣传儒学，需要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三纲”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