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国学应该成为一门教育学科,在学校设国学课,并成为高考的内容,对此陈明表示,这其实是通识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因为这些本就是中国文化中的部分。他说: “在学校开设国学课、在高考中加入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推进的,但必须要注意到前面讲的这种情况并做出相应调整扩充。历史、儒释道回耶诸教都应该有所包括。这实际也是所谓国情、通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学教育问题其实并非只在现在存在,它是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问题,陈明说: “晚清知识分子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忧患意识出发,它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或文化国家主义。在当时提出国学乃国魂之所既具有救亡图存的意义,也同样具有重建自我的积极意义。亨廷顿在后冷战时代提出文明冲突论无疑强化了这种重建的势头和合法性。但必须指出,国学治国是具有某种片面性的,即是由儒家文化定义的诸夏而已,而我们现在的共和国却是一个法律概念、现代性概念,与那个‘诸夏’不仅不重合,而且在领土、族群、文化上均存在巨大落差。这些是需要引起我们足够注意和重视的。”

儒学何以谈治国

儒家学问一向以经世致用著称,当今国学热的推动之下,儒学早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但就在今年的经济危机中,谈儒学的知识分子似乎很少对此发言,陈明表示,一方面儒学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另外一方面,真正给儒学发挥的空间并不多。

陈明说: “儒学本身的转型并没完成,或者说现在的社会并不具备儒学充分言说的空间和条件。孔子学院遍地开花,但是在国内又有几所?它的话语权又有几分?你自己都不信,到外面又怎么可能理直气壮?退一步说,经世致用也是有领域的。儒家这方面的论述本就不是很发达。今天应该回到外王为本,打开儒学的理论空间和现实活力。这需要理论准备,也需要社会条件。”